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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考试平台报名。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为管理考生有序报名，统一定于人事考试平台报名系统报名。行政办事员，是指，在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设立的政务服务场所，根据企事业单位和群众的需求，提供政务服务咨询引导。
2023年河南省事业编制报名时间为：1月9日9：00至1月16日17：00。报名程序包括提交报名申请及资格初审、报名确认和缴费、打印准考证三个环节。具体要求为：1、提交报名申请及资格初审：报考者于1月9日9：00至1月16日17：00，登录河南人事考试网、“豫事办”APP或“豫事办”支付宝小程序登录报名系统，按照要求填写并保存报名申请。2、报名确认和缴费：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者，于1月20日9：00至1月30日17：00前进行网上报名确认并缴费。3、打印准考证：已确认并缴费的报考者，于2月21日9：00至2月26日9：30期间，登录报名确认和缴费网站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
事业编考试通过率：事业单位考试的通过率一般在10%左右，考试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事业单位的招考公告一般会公布在省、地级市的人事厅局所属的人事考试中心的网站上面，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一般笔试和面试各占一半，也有四六开的分布。一般是没有最低分数线的。公务员考试一般是考行测和申论，部分职位会考专业科目，警察会考心理测验和体能测试。而事业单位一般会考行测、申论或者行测、公共基础，个别会考公文写作，个别职位有专业测试。相对而言公务员比事业单位的考试难度要大一些。
报名已破60万人！河南竞争比达506:1!今天是23年国考报名的第四天报名时间即将过半来看下今天的报名情况截止至10月28日16:30全国已报名615346人，过审416824人河南已报名31967人，过审15403人一、报名人数同比去年提前两天达成！截止到28日16：40，国考全国报名人数61534人，去年是在第六天的达到60万人报考！提前两天达成了去年的人数，其中河南地区已报考31967人，也是提前两天和去年的报名人数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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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 李商隐(约813～约858)，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自祖父起，迁居郑州荥阳（今属河南）。自称与皇室同宗，但高、曾祖以下几代都只做到县令县尉、州郡僚佐一类下级官员。所谓"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祭处士房叔父文》）、"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姐文》），这类自述真实地反映了他比较寒微的处境。 生平 李商隐一生经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文宗开成二年(837)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幼时随父到浙江。9岁父死，奉丧侍母归郑州。后数年间，他和弟弟羲叟随堂叔李某学习经书与文章。16岁著有《才论》、《圣论》，以古文为士大夫所知。文宗大和三年(829)，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召聘入幕。令狐楚爱其才，让儿子令狐□和他交游，并亲自指点他写作骈文,因又以擅长骈体章奏闻名当世。大和六年,令狐楚调任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李商隐随至太原。以后曾有短时期在兖海观察使崔戎幕府逗留。开成二年登进士第。 这个阶段存留的诗作不多，但已形成重要的开端。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反映社会政治的诗篇，如《隋师东》、《有感二首》、《重有感》、《寿安公主出降》、《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指事陈情，激切感人，显示了青年诗人关怀国家命运的抱负和器识。另一些作品以比兴寄托的手法抒写作者的凌云壮志和渴求用世的心愿，如《初食笋呈座中》和《无题》"八岁偷照镜"，笔意宛转，风格清新。此外，也有少量应酬诗和艳体诗。 第二阶段，从开成三年到武宗会昌六年(846),是李商隐踏上仕途和开始卷入党争旋涡的中年时期。开成二年冬，令狐楚病死，诗人失去凭依，于次年到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后又娶了他的女儿。当时唐王朝内部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两大官僚集团的斗争,正进入白热化阶段。令狐楚父子属牛党,王茂元则接近李党。李商隐转依王茂元门下，在他本人虽并无党派门户之见，而令狐□及牛党中人却认为他"背恩"、"无行"（《旧唐书?李商隐传》），极力加以排摈。从此他陷入朋党相争的峡谷，成了政争的牺牲品。这年春天，他参与博学宏词科考试，先为考官所取，复审时却被中书省内有势力的人除了名。次年始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后调任弘农县尉，又因"活狱"事忤触上司，几乎罢官。开成五年冬，辞尉职，求他调，到会昌二年以书判拔萃，重入秘书省为正字。不久又因母丧居家。会昌五年冬服满后返职。 这一阶段坎坷不平的人生历程，促使诗人的创作向纵深发展。题材比前期宽广，包括感时、抒怀、言情、赠答、行旅、田园、咏史、咏物许多方面。诗中感情更为沉郁，表达愈加婉曲，艺术上达到成熟的境界，代表作如《安定城楼》、《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赠刘司户□》、《哭刘□》。另一方面，消极颓废的思想和绮靡俗艳的诗作也有所发展，如《镜槛》、《曲池》、《县中恼饮席》、《花下醉》。 第三阶段，宣宗大中元年(847)以后，是李商隐三入幕府、天涯漂泊的后期。宣宗即位后，一反武宗朝的政治措施，会昌年间得势的李德裕党纷遭贬逐，令狐□做了宰相，诗人受到进一步压抑。他在京没有出路，只好到远方幕府去安身。从大中元年至九年，先后三次赴桂州（今广西桂林）、徐州、梓州（今四川三台）随人作幕僚，悒悒不得志。大中五年去梓州幕府前，妻王氏病故，更使他精神上蒙受沉重打击。居东川时，常抑郁不欢，顶礼佛教，甚至想出家为僧。大中九年冬，梓州幕府罢，诗人返归长安。次年任盐铁推官，一度游江南。大中十二年，罢职回郑州闲居。大约就在这一年年底病逝。 漂泊无定的生涯，使诗人后期的诗风变化更为多样，诗境也日趋老成。在桂州时，除写了一些风神摇曳、气韵浑成的写景抒情诗如《晚晴》、《访秋》、《城上》、《高松》以外，还以五律和五排的形式写了反映异域民俗风物、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风土诗,如《桂林》、《即日》"桂林闻旧说"、《异俗二首》、《昭郡》。赴徐州幕府时，一度情绪较昂扬，唱出高歌慷慨、兴会淋漓的长篇古风《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和《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丧妻后及任职梓州幕府期间，转而为凄苦酸楚之音，如《柳》"曾逐东风拂舞筵"、《北禽》、《天涯》、《初起》。同时仍保持对国事的忧虑，写下象《井络》、《武侯庙古柏》、《杜工部蜀中离席》、《筹笔驿》之类吊古伤时、苍凉悲壮的名篇。而到了颓年乡居时写的《幽居冬暮》，则又一变激楚顿宕为深沉凝重，将无穷的悲愤含蓄在凄清衰飒的意境画面之中，发人深思，令人叹惋。 文学创作 李商隐的诗歌流传下来的约600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触及时政题材的，占了相当比重。他的政治诗反映面广,开掘有一定深度。如《有感二首》和《重有感》记述大和末年震动朝野的"甘露事变"，对宦官幽禁文宗、屠杀士民的专制暴行痛加抨击,这在当时需要有不寻常的政治胆识。《隋师东》、《寿安公主出降》反对藩镇割据，但不限于斥责军阀的野心，并能够联系朝廷政治的腐败和政策的失误作批判性考察，认识比较深刻。《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哭虔州杨侍郎》对朋党相争及其祸害作了真切揭露,《汉南书事》、《漫成五章》(其五)提出巩固边防、和睦民族关系的主张,都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尤其是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从眼前农村残破、民不聊生的景象,追溯唐王朝200年来治乱盛衰的历史变化，对唐代政治作了系统的总结回顾，成为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以后难得的诗史。由于生活在唐王朝衰朽没落的年代，诗人尽管有"欲回天地"（《安定城楼》）的雄心，却找不到解救危机的道路，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少数圣君贤相身上。诗中较多地揭露统治阶级的腐败，抒发士人失意的愤懑，较少反映下层人民的疾苦，也是一个缺陷。 李商隐的咏史诗有很高的成就。它们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无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怀的诗篇，而是着眼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指陈政事、讥评时世，使咏史成为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些作品往往选择历史上封建帝王的荒淫误国作为表现的主题，或嘲讽其求仙,如《汉宫》、《华岳下题西王母庙》;或揭露其好色，如《北齐二首》；或针砭其逸游亡身，如《隋宫二首》;或批评其宴乐无极,如《陈后宫》、《南朝》，讽喻现实政治的用意十分明显。诗人批判的矛头有时直接对准本朝皇帝，象《过景陵》讥刺唐宪宗求长生而致暴折，《马嵬》、《龙池》、《华清宫》、《骊山有感》谴责唐玄宗贪女色而召祸乱，用笔尖利，略无讳饰，被指责为"乖大体"（《李义山诗集辑评》引纪昀语）、"伤名教"（冯浩《玉□生诗集笺注》）。写法上，大多采用律绝近体的形式，截取历史上的特定场景加以铺染。或"有案无断"（《玉□生诗集笺注》引钱良择语），不着议论，如《北齐》之二；或叙议结合，唱叹有情，如《贾生》；或从小物寄慨，关合兴亡大局，如《齐宫词》；或由虚想落笔，引出实在题旨，如《瑶池》，都能深入一点，即小见大，把精警的立意蕴含在历史画面的传神白描中，具有词微而显、意深而永的艺术效果。 无题诗是李商隐独具一格的创造。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转，辞藻精丽，声调和美，读来令人回肠荡气。由于它们写得比较隐晦曲折，千百年来解说纷纭，穿凿附会更不在少数。今天看来，这些诗篇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也没有统一的构思贯串起来，而是诗人生活中随时触发的各种感受与兴会的点滴结晶。其中有实写爱情相思的，如"照梁初有情"、"昨夜星辰昨夜风";有明属冶游狎邪的,如"近知名阿侯"、"长眉画了绣帘开";有托喻友朋交往的,如"待得郎来月已低"、"户外重阴黯不开"（这两首现题为《留赠畏之》，而在较早的选本中作《无题》）；有寄寓身世感慨的，如"何处哀筝随急管"、"重帏深下莫愁堂"；还有一些兴寄难明，托意在有无之间，颇难指实。尽管内容各别，大都属于诗中之意不便明言、或意绪复杂难以用题目概括的情况，统名之为"无题"。其中少数写艳情的篇什，口吻轻薄，色调浮靡，在诗人作品中属于下乘；多数篇章则能够跳出以狎玩的眼光摹绘女子娇情媚态的陈腐格局，写出男女真诚相爱、缠绵执著的情思。所谓"意多沉至，词不纤佻"（施补华《岘佣说诗》），是对它们的确切评语。但这些作品的意义不限于表现一往情深的恋爱生活。那些实有寄托的诗篇固然暗含作者身世之感，就是一些托意在有无之间的作品，集中抒写悲剧性爱情相思，那种期待与失望、痛苦与留恋、执著与彷徨交织一起的矛盾心情，实际上与整个时代心理是息息相通的。这也正是无题诗吸引后来各时代人们去反复诵读和把玩的一个重要原因。 诗人还有一部分抒情咏物的名篇。他的抒情诗往往以深挚的感情、细腻的笔触，传达出晚唐这一特定时代条件下受压抑文人苦闷忧痛的心声，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社会衰败的面影；而其浓重的感伤气息，则难免给人带来某种不健康的影响。他的咏物诗不仅以体物工切、摹写入微见长，还能够通过典型特征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烘染,表达出事物的内在神韵,借以寄寓作者的情怀。象"客散初晴后，僧来不语时"（《高松》），全靠周围景物组合成恬静清幽的画面，烘托松树高洁不凡的品格；或者像"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蝉》），写蝉的悲鸣无告，一直写到它幻觉般的心理感受，手法是很新颖的。 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情致深蕴，是其根本特征。无论感时、抒怀、吊古、咏物或言情诸作，莫不渗透着诗人的真情实感，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像历来传诵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二首》),廖廖14个字,把那种受阻隔的痛苦和心有默契的喜悦，以及愈受阻隔愈感到默契可贵和愈有默契愈觉得阻隔难堪的矛盾心理，揭示得极其深刻动人。再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表面上写绝望的悲哀，骨子里却又透露了绝望掩盖下相思如春花萌发、不可抑止的炽热情怀，显得分外沉痛而富有感染力。刘熙载所谓"深情绵邈"（《艺概?诗概》），张采田所谓"哀感沉绵"（《李义山诗辨正》），都是指他诗歌的这个特点。 李商隐诗歌的抒情，较少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而特别致力于婉曲见意。诗人喜欢把自己的艺术构思锤炼得千回百转，一波三折。他常避免作正面抒情，而借助于环境景物的描绘来渲染气氛，烘托情思，如《日射》、《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兖》。他善于驱遣想象,将实事实情转化为虚拟的情境画面，如《夜雨寄北》、《嫦娥》。他爱好绣织丽字,镶嵌典故,细针密线，襞□重重，造成光怪陆离而又朦胧隐约的诗歌意象，如《锦瑟》、《碧城三首》。他又大量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或借古讽今，或托物喻人，或言情寄慨，往往寄兴深微,寓意空灵,索解无端，而又余味无穷。前人说他"总因不肯吐一平直之语，幽咽迷离，或彼或此，忽断忽续，所谓善于埋没意绪者"（冯浩《玉□生诗集笺注》），分析是很中肯的。当然,刻意求深求曲,也会带来晦涩费解的弊病。诗人的一部分作品迷离恍惚，旨意难明，有的甚至成为千古揭不破的"诗谜"，导致妄为比附、影射的索隐风气，他是不能辞其咎的。 婉曲见意的表现形式，同"深情绵邈"的内涵相结合，做到"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这就是李商隐诗歌的基本风格。处在晚唐采缛藻繁的诗风影响下，李商隐的诗歌也自有富丽精工的一面。但他不局限于华艳，而能够在□丽之中时带沉郁，流美之中不失厚重，是跟他情深词婉的作风分不开的。约略同时而辞采相近的作家中，如果说李贺的特点是瑰奇，杜牧是俊爽，温庭筠是绮密，那么李商隐恰恰就是深婉。北宋西□体作者专取他的典丽，丢弃了他的深情远意，实在是袭貌遗神，得其糟粕。 李商隐诗歌艺术的成就，与他多方面地学习前人密切相关。他的恻怆的情思和"美人香草"的表现形式源于屈原,伤时忧国的怀抱和精严顿挫的律法承自杜甫,转折层深的构思方式由李贺得到启发，词旨隐晦的作风受阮籍的影响，而清新流丽的语言显然脱胎于六朝民歌和齐梁文人诗。此外，他的某些长篇古风雄直恣放，格局恢张，接近韩愈的歌行；一些抒情写景的小诗则又淡语天成，绰约多姿，不失盛唐绝句的风味。这多方面的传统，诗人都吸收、融铸到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中来，在唐代诗坛上独辟蹊径，开拓出寄情深婉的新境界。他的诗歌艺术不仅哺育了从晚唐的唐彦谦、吴融、韩□直至 清代钱谦益、吴伟业、黄景仁、龚自珍、李希圣、樊增祥诸诗人，还流衍于后世词坛，直接影响了一部分婉约派词家。 诗歌以外，李商隐的骈文在当时相当出名，不仅属对工整，用事精切，且能疏密相间，气韵自然，有别于晚唐一般四六文章之以□□华赡为能事。代表作如《奠相国令狐公文》、《重祭外舅司徒公文》、《祭裴氏姐文》以及为辞乐籍而作的《上河东公启》，写得情真意切，委宛动人，在精密的文句组织中参以一定的白描成分，读来几令人不觉得是骈体。不过在他的骈文中，一大部分属于官场应酬文字，内容比较贫乏。 李商隐的散文留存较少,但也有值得注意之处。《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高度评价元结的文章，用骈散参错的句式和一连串奇特的比喻描述他的文风，形象鲜明,气势跳脱,当得起"为文瑰迈奇古"（《新唐书》本传）的评语。特别是文中为元结"不师孔氏"辩护，放言质问"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这与《上崔华州书》中作者自述反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而提倡"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的文学主张是一致的，反映了他追求思想解放的倾向。《李贺小传》以同情的笔调记述李贺的生平逸事，《齐鲁二生》给两位才行殊异的文士作传，都写得妙趣横生，有传奇小说风味。《虱赋》和《蝎赋》则是两篇杂文体的短赋，意在讽世，与唐末罗隐、陆龟蒙的小品文异曲而同工。 本集和研究资料 李商隐诗，编成《李义山诗集》，有明汲古阁刻本和《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均为3卷,又有影印明嘉靖间毗陵蒋氏刻6卷本和明姜道生刊《唐三家集》本7卷，均无注。给他的诗作注的,据记载宋有刘克、张文亮两家,后不传。明末释道源注李诗,书未刊行。清初朱鹤龄吸取其部分成果，加以补充发挥，撰成《李义山诗注》3卷,附有年谱，是最早的李诗笺本。后来沈厚□将何焯、朱□尊、纪昀三家评语辑入朱注本中，成为通行的《李义山诗集辑评》。清雍正、乾隆年间，为李商隐诗作注解的还有陆昆曾、程梦星、姚培谦、屈□诸家，以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最受人称道。 李商隐文,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樊南甲集》20卷、《乙集》20卷、赋1卷、文1卷，《宋史?艺文志》所载，则更有文集8卷、别集20卷，俱散佚。朱鹤龄从《文苑英华》、《唐文粹》诸书中重新录出汇编，徐炯、徐树谷加以补充和笺注,成为《李义山文集笺注》10卷。又有《四部丛刊》影印旧钞本《李义山文集》5卷。冯浩则据徐氏笺本分类按年编成《樊南文集详注》8卷,收文150篇。道光、咸丰年间,钱振伦从《全唐文》中又辑录出冯氏未收的李商隐骈文200余篇,编成《樊南文集补编》12卷，与其弟钱振常分任笺注，并附年谱订误。 关于李商隐的生平事迹，新、旧《唐书》都有本传，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补充了一些逸事。朱鹤龄撰成年谱,功在首创,而疏漏亦多。经冯浩改订后，诗人一生的行踪才历历在目，诗文编年也基本上有了着落。但冯氏未及见李商隐文集的补编部分，在材料掌握上仍有不少遗漏舛误之处。以后,钱振伦依据《补编》所收文章,对冯谱作了若干订误。近人张采田则在冯、钱等人基础上，撰成《玉□生年谱会笺》，搜辑大量史料，进一步考订了诗人的身世和诗文编年，对许多作品的写作背景和意图作了新的探索，是研究李商隐生平和创作的专著。但书中过于强调"深探心曲"的方法，臆测附会的地方仍时有所见，考订失误也在所难免，岑仲勉有专文《〈玉□生年谱会笺〉平质》加以辨正。张氏另撰有《李义山诗辨正》，内容主要是驳正何焯、朱□尊、纪昀三家评语，涉及对李商隐各首诗的理解，可与《年谱会笺》参看
李商隐，男，汉族，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著名诗人。婉约派，他祖籍怀 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或博爱县），生于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于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 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因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而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此后，李商隐便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大不如前的趋势，而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有《李义山诗集》。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浓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据《新唐书》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佚。
李商隐（约813～约858）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子。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初学古文。受牛党令狐楚赏识，入其幕府，并从学骈文。开成二年（837），以令狐之力中进士。次年入属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王爱其才，以女妻之。因此受牛党排挤，辗转于各藩镇幕府，终身不得志。李商隐诗现存约600首。其中政治诗感慨讽谕，颇有深度和广度。直接触及时政的诗很多，尤其是《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从农村残破、民不聊生的景象，追溯唐朝200年的治乱盛衰，风格接近杜诗。《安定城楼》和哭刘著诗四首则体现了其政治抱负和愤慨。其咏史诗托古讽今，成就很大。这类诗往往讥刺前朝或本朝君王的荒淫误国，也有的则借咏史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类诗多用律绝，截取历史上特定场景加以铺染，具有以小见大、词微意深的艺术效果。名作如《隋宫二首》、《南朝》。他的抒情诗感情深挚细腻，感伤气息很浓，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登乐游原》）。李诗抒情，较少直抒胸臆，而特别致力于婉曲见意，其诗往往寄兴深微，余味无穷。但刻意求曲有时也带来晦涩难懂的弊病。他的咏物诗体物工切，摹写入微，能以典型特征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表达事物的内在神韵，寄寓作者的情怀。无题诗是李商隐的独创。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情思宛转沉挚，辞藻典雅精丽。如“昨夜星辰昨夜风”、“相见时难别亦难”二首。也有的托喻友朋交往和身世感慨，如“待得郎来月已低”和“何处哀筝随急管”二首。还有一些诗寄兴难明。此外，有少数艳情篇什，轻薄浮艳。这些诗并非作于一时一地，亦无统一思想贯穿。多属于诗中之意不便明言或意绪复杂无法明言的情况，因而统名为“无题”。由于它们比较隐晦曲折，千百年来解说纷纭。李商隐诗歌的基本风格是情深词婉，能于丽中时带沉郁，流美中不失厚重，对后世的诗坛和词坛影响很深。其诗继承面较广。其七律成就最高，继承了杜甫精严顿挫的特点，又融合了齐梁诗的艳和六朝民歌的清丽，以及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其词旨隐晦的作风受阮籍影响；一些长篇古风如《韩碑》接近韩愈的歌行；一些抒情写景小诗淡语天成，绰约多姿，不失盛唐绝句风味。李商隐是晚唐骈文的代表作家。其骈文属对工整，用事精切，疏密相间，气韵自然。名作《奠相国令狐公文》、《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上河东公启》，情真意切，委婉动人。但其骈文多官场应酬文字，内容较贫乏。其散文现存较少。此外，还有一些意在讽世的杂文体短赋。有《李义山诗集》、《樊南文集》和《樊南文集补编》。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唐才子传》，近人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及岑仲勉专文《〈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著名的钗头凤其一：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其二：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乾，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尝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瞒、 瞒、瞒。这两阕词虽然出自不同的人之手，前一首为南宋著名词人陆游所作，后一首为其前妻唐婉所作，却浸润着同样的情怨和无奈，因为它们共同诉说着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唐婉与陆游沈园情梦。陆游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诗人。他出生于越州山阳一个殷实的书香之家，幼年时期，正值金人南侵，常随家人四处逃难。这时，他母舅唐诚一家与陆家交往甚多。唐诚有一女儿，名唤唐婉，字蕙仙，自幼文静灵秀，不善言语却善解人意。与年龄相仿的陆游情意十分相投，两人青梅竹马，耳鬓厮磨，虽在兵荒马乱之中，两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仍然相伴度过一段纯洁无暇的美好时光。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种萦绕心肠的情愫在两人心中渐渐滋生了。青春年华的陆游与唐婉都擅长诗词，他们常借诗词倾诉衷肠，花前月下，二人吟诗作对，互相唱和，丽影成双，宛如一双翩跹于花丛中的彩蝶，眉目中洋溢着幸福和谐。两家父母和众亲朋好友，也都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于是陆家就以一只精美无比的家传凤钗作信物，订下了唐家这门亲上加亲的姻事。成年后，一夜洞房花烛，唐婉便成了陆家的媳妇。从此，陆游、唐婉更是鱼水欢谐、情爱弥深，沉醉于两个人的天地中，不知今夕何夕，把什么科举课业、功名利禄、甚至家人至亲都暂时抛置于九霄云外。陆游此时已经荫补登仕郎，但这只是进仕为官的第一步，紧接着还要赴临安参加“锁厅试”以及礼部会试。新婚燕尔的陆游留连于温柔乡里，根本无暇顾及应试功课。陆游的母亲唐氏是一位威严而专横的女性。她一心盼望儿子陆游金榜题名，登科进官，以便光耀门庭。目睹眼下的状况，她大为不满，几次以姑姑的身份、更以婆婆的立场对唐婉大加训斥，责令她以丈夫的科举前途为重，淡薄儿女之情。但陆、唐二人情意缠绵，无以复顾，情况始终未见显著的改善。陆母因之对儿媳大起反感，认为唐婉实在是唐家的扫帚星，将把儿子的前程耽误殆尽。于是她来到郊外无量庵，请庵中尼姑妙因为儿、媳卜算命运。妙因一番掐算后，煞有介事地说：“唐婉与陆游八字不合，先是予以误导，终必性命难保。”陆母闻言，吓得魂飞魄散，急匆匆赶回家，叫来陆游，强令他道：“速修一纸休书，将唐婉休弃，否则老身与之同尽。”这一句，无疑晴天忽起惊雷，震得陆游不知所以。待陆母将唐婉的种种不是历数一遍，陆游心中悲如刀绞，素来孝顺的他，面对态度坚决的母亲，除了暗自饮泣，别无他法。迫于母命难违，陆游只得答应把唐婉送归娘家。这种情形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合常理，两个人的感情岂容他人干涉。但在崇尚孝道的中国古代社会，母命就是圣旨，为人子的得不从。就这样，一双情意深切的鸳鸯，行将被无由的孝道、世俗功和虚玄的命运八字活活拆散。陆游与唐婉难舍难分，不忍就此一去，相聚无缘，于是悄悄另筑别院安置唐婉，陆游一有机会就前去与唐婉鸳梦重续、燕好如初。无奈纸总包不住火，精明的陆母很快就察觉了此事。严令二人断绝来往，并为陆游另娶一位温顺本分的王氏女为妻，彻底切断了陆、唐之间的悠悠情丝。无奈之下，陆游只得收拾起满腔的幽怨，在母亲的督教下，重理科举课业，埋头苦读了三年，在二十七岁那年只身离开了故乡山阴，前往临安参加“锁厅试”。在临安，陆游以他扎实的经学功底和才气横溢的文思博得了考官陆阜的赏识，被荐为魁首。试获取第二名的恰好是当朝宰相秦桧的孙子秦埙。秦桧深感脸上无光，于是在第二年春天的礼部会试时，硬是借故将陆游的试卷剔除。使得陆游的仕途在一开始就遭受了风雨。礼部会试失利，陆游回到家乡，家乡风景依旧，人面已新。睹物思人，心中倍感凄凉。为了排遣愁绪，陆游时时独自倘祥在青山绿水之中，或者闲坐野寺探幽访古；或者出入酒肆把酒吟诗；或者浪迹街市狂歌高哭。就这样过着悠游放荡的生活。在一个繁花竞妍的春日晌午，陆游随意漫步到禹迹寺的沈园。沈园是一个布局典雅的园林花园，园内花木扶疏，石山耸翠，曲径通幽，是当地人游春赏花的一个好去处。在园林深处的幽径上迎面款步走来一位绵衣女子，低首信步的陆游猛一抬头，竟是阔别数年的前妻唐婉。在那一刹间，时光与目光都凝固了，两人的目光胶着在一起，都感觉得恍惚迷茫，不知是梦是真，眼帘中饱含的不知是情、是怨、是思、是怜。此时的唐婉，已由家人作主嫁给了同郡士人赵士程，赵家系皇家后裔、门庭显赫，赵士程是个宽厚重情的读书人，他对曾经遭受情感挫折的唐婉，表现出诚挚的同情与谅解。使唐婉饱受到创伤的心灵已渐渐平复，并且开始萌生新的感情苗芽。这时与陆游的不期而遇，无疑将唐婉已经封闭的心灵重新打开，里面积蓄已久的旧日柔情、千般委屈一下子奔泄出来，柔弱的唐婉对这种感觉几乎无力承受。而陆游，几年来虽然借苦读和诗酒强抑着对唐婉的思念，但在这一刻，那埋在内心深处的旧日情思不由得涌出。四目相对，千般心事、万般情怀，却不知从何说起。这次唐婉是与夫君赵士程相偕游赏沈园的，那边赵士程正等她进食。在好一阵恍惚之后，已为他人之妻的唐婉终于提起沉重的脚步，留下深深的一瞥之后走远了，只留下了陆游在花丛中怔怔发呆。和风袭来，吹醒了沉在旧梦中的陆游，他不由地循着唐婉的身影追寻而去，来到池塘边柳丛下，遥见唐婉与赵士程正在池中水榭上进食。隐隐看见唐婉低首蹙眉，有心无心地伸出玉手红袖，与赵士程浅斟慢饮。这一似曾相识的场景，看得陆游的心都碎了。昨日情梦，今日痴怨尽绕心头，感慨万端，于是提笔在粉壁上题了一阙“钗头凤”，这就是开头所提到的第一首词。随后，秦桧病死。朝中重新召用陆游，陆游奉命出任宁德县立簿，远远离开了故乡山阴。第二年春天，抱着一种莫名的憧憬，唐婉再一次来到沈园，徘徊在曲径回廊之间，忽然瞥见陆游的题词。反复吟诵，想起往日二人诗词唱和的情景，不由得泪流满面，心潮起伏，不知不觉中和了一阙词，题在陆游的词后，这就是开头提到的第二首“钗头凤”。唐婉是一个极重情谊的女子，与陆游的爱情本是十分完美的结合，却毁于世俗的风雨中。赵士程虽然重新给了她感情的抚慰，但毕竟曾经沧海难为水。与陆游那份刻骨铭心的情缘始终留在她情感世界的最深处。自从看到了陆游的题词，她的心就再难以平静。追忆似水的往昔、叹惜无奈的世事，感情的烈火煎熬着她，使她日臻憔悴，悒郁成疾，在秋意萧瑟的时节化作一片落叶悄悄随风逝去。只留下一阙多情的《钗头凤》，令后人为之唏嘘叹息。她本可以拥有更美好的恋情和回忆。人道是：离多最是，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浅情终似，行云无定，犹如梦魂中。可怜人意，薄于云水，佳会更难重。细想从来，断肠多处，不与者番同。此时的陆游，仕途正春风得意。他的文才颇受新登基的宋孝宗的称赏，被赐进士出身。以后仕途通畅，一直做到宝华阁侍制。这期间，他除了尽心为政外，也写下了大量反映忧国忧民思想的诗词。到七十五岁时，他上书告老，蒙赐金紫绶还乡了。陆游浪迹天涯数十年，企图借此忘却他与唐婉的凄婉往事，然而离家越远，唐婉的影子就越萦绕在他的心头。此番倦游归来，唐婉早已香消玉殒，自己也已至垂暮之年，然而对旧事、对沈园依然怀着深切的眷恋。常常在沈园幽径上踽踽独行，追忆着深印在脑海中那惊鸿一瞥的一幕，这时他写下了“沈园怀旧”诗：其一：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帐然。其二：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疑是惊鸿照影来。沈园是陆游怀旧的场所，也是他伤心的地方。他想着沈园，但又怕到沈园。春天再来，撩人的桃红柳绿，恼人的鸟语花香，风烛残年的陆游虽然不能再亲至沈园寻觅往日的踪影，然而那次与唐婉的际遇，伊人那哀怨的眼神、差怯的情态、无可奈何的步履、欲言又止的模样，使陆游牢记不忘，于是又赋“梦游沈园”诗：其一：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其二：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沉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此后沈园数度易主，人事风景全部改变了昔日风貌，已是“粉壁醉颗尘漠漠”，唯有“断云幽梦事茫茫”。陆游八十五岁那年春日的一天，忽然感觉到身心爽适、轻快无比。原准备上山采药，因为体力不允许就折往沈园，此时沈园又经过了一番整理，景物大致恢复旧观，陆游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最后一首沈园情诗：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此后不久，陆游就溘然长逝了。封建礼教摧毁了陆游的纯真爱情，但它无法阻止陆游对爱情的想往和歌唱。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无力回天，只能把一怀愁绪、一腔悲愤倾泄在于事无补的词中。一首《钗头凤》挽回不了陆游的爱情世界，但它成了千古绝唱。时过境迁，沈园景色已异，粉壁上的诗词也了无痕迹。但这些记载着唐婉与陆游爱情绝唱的诗词，却在后世爱情的人们中间长久流传不衰。京剧传统剧目，本剧剧情：南宋时，山阴才子陆游，幼与表妹唐蕙仙互订婚约。唐蕙仙稍长，父母病逝于四川任所。陆母唐氏命陆游弟兄接唐蕙仙至山阴。唐氏素信佛，常往娘娘庙焚香礼拜。庙主不空，借佛隐身，蓄养众小尼暗操贱业。见唐蕙仙貌美，乃与秦桧之侄罗玉书密谋，图将唐蕙仙献于秦桧以尽逢迎之能事。不空诡言唐蕙仙妨克长上，只有舍入尼庵才能解救，唐氏果为所惑，于陆游弟兄赴试之际，将唐蕙仙赚入庙中。唐蕙仙进庙，怒斥不空，因此备受折磨。山阴侠士宗子常，早闻不空恶迹，遣义士独孤策潜入庙中杀死罗玉书，并将不空等赚入庄中杀死。唐蕙仙受惊昏迷，宗子常在其身边拾得陆游所题诗扇一柄，知其为陆游未婚妻，决定待陆游返里时从中成全。陆游临安赴试，为秦桧所忌，摈之落第。归家后以不得唐蕙仙音信，甚为所感，矢志不娶，而唐氏却四处托媒与之另求婚配。宗子常疑陆游无义，定计于沈园一试其心。陆游于园中窥见唐蕙仙，甚为惊疑，遂题《钗头凤》一词于帕，寄与唐蕙仙。唐蕙仙读之，大恸成疾。宗子常知二人情深，邀陆游兄陆子逸往说唐氏。唐氏醒悟，同意迎娶。花烛之期，唐蕙仙因久积闷郁，病已垂危。缺月终未得圆，致成千古遗恨。三十余年前，在北京演出时，偶读陆放翁词赋，见《钗头凤》一阙，哀婉缠绵，言言血泪，深为所动。放翁为宋代爱国诗人，不屈奸佞，力主抗金。但在腐朽的南宋王朝里，君昏臣佞，秦桧等勾结金人，卖国求荣，放翁雄心虽大，壮志难伸，半生郁郁不能得志。其毕生可歌可泣之事甚多，而在个人生活中最不幸的遭遇，则是与表妹唐蕙仙的婚姻悲剧。《钗头凤》词即为此而作。我（荀慧生）因甚喜其词，又颇同情其事，乃编写成剧。意图通过唐、陆悲剧，揭露封建制度、封建婚姻的毒害。然据周密《齐东野语》及陈鹄《耆旧续闻》所记，言唐蕙仙被逐于姑，改适宗室赵士程，放翁遇之于沈园，因赋《钗头凤》一阙题壁间，并引陆放翁晚年所作“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等诗为证。我以为唐蕙仙果若再醮，陆放翁未必如此追慕，念念不忘。历史上讹传之事不鲜，宋人笔记不足信之事甚多，如徐梦华《三朝北盟会编》，称鄂王夫人再适，王遣韩良臣以钱遣之，读者笑其妄诞。再如李清照再适张汝舟事，几乎众口一词，后人据《金石录后序》考证，乃知全属虚文。我以为陆、唐二人若洁身自守，以待来日重逢，会使戏剧性更加浓厚，感人更甚，并能激起观众共鸣。我因爱重陆、唐二人，而搬演此剧，更本着爱重之意塑造其人，因此另辟蹊跷，写唐蕙仙被逐流落尼庵，为宗子常所救，设法使其与陆放翁重圆。不意完婚之日蕙仙病笃，终成遗恨。并将《钗头凤》原词谱入戏中，以增声色。此为当时尝试之作，旧日皮黄中尚无此范例。此剧于一九二八年编成，同年八月二十六日首次演出于北京开明（今民主）戏院。自饰唐蕙仙，金仲仁饰陆游，张春彦饰陆子逸，赵桐珊（芙蓉草）饰秋香，马富禄饰不空。此后历次演出，深得好评，被称为荀派五大悲剧之一。最初改编本中本无陆游怒打恶尼不空一场，后来金仲仁先生鉴于此剧悲剧气氛浓重，观众心情过于压抑，不稍作调剂，戏易于温，因而建议增添这一细节。演出后台下效果甚佳。近年来，在实践中感到原本场子较多，还有精炼压缩必要，戏的主题及陆母唐氏性格应再加鲜明。因此重新加工整理，删除或合并其中零散场子，并作适当丰富，以求主题思想更加突出。改编本于一九六一年定稿。
家学渊源
刘知几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他的曾祖刘珉为北齐唯阳太守，祖父刘务本为隋留县长。知几的从祖父刘胤之“少有学业”，在隋时即与信都丞孙万寿、宗正卿李百药为“忘年之友”。唐高祖武德年间为信都令，曾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杨仁卿等，一同撰成国史和实录，并因之授封阳城县男。
刘知几的从父刘延佑进士及第，颇有文名。刘知几的父亲刘藏器在高宗时为侍御史。监察御史魏元忠很称赞刘藏器贤能，高宗也打算提升他为吏部侍郎，因遭魏玄同的反对，便放他出为宋州司马。其执法如山，无所阿私，言词抗直，不畏权贵，甚至敢于批评当朝天子“用舍由情”、“失信”。
刘知几有两位胞兄，长兄知柔，仲兄知章。知柔“性简静，美风仪”，与知几俱以善文词知名，在官也有善政。累迁工部尚书、太子宾客、封彭城县男。据李邕《刘知柔神道碑》云：“公春秋七十有五，以开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遇疾，薨于东都康俗里之私第。”依此推断，知柔当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比知几长十二岁。李邕称颂知柔先人“莫不都长忠方，简质贞亮，业行优绝，政理殊尤”，赞美知柔“立年博达，典学为海；懿文为林，镇重为山，幽静为骨，清谈事约，言遣理深。谦常后身，俭不逼下”，且“仪形硕伟，风神散逸”。
知几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那年，其父五十有四，知柔一十有三。他生长在“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官宦之家和书香门第里，整个家庭氛围的习染，使刘知几的童年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
在知几的先辈中，同史学颇多关系者是他的从祖父刘胤之和从父刘延佑，而其父兄皆以词学知名，幼年时代的刘知几多受父兄黛陶，颇善文词，这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知几夙好史学，也许受了从祖、从父的影响，更重要的乃是个人的志趣，其父能顺其秉性，采取了“因材施教”之法，调动了刘知几求学的积极性，使之顺利地踏上了史学道路。
少年学习
有关刘知几青少年时代的学习生活，刘知几在《史通》中有所记载。《自叙》说：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是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
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无暇。刘知几《自叙》相当具体地叙述了他在二十岁前的读书生活。刘知几从十一岁读《左传》，次读《史》、《汉》、《三国志》，再次读“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不只是一史唯读一部，而是“触类而观”，到了十七岁便“窥览略周”。《隋书·经籍志》着录史部之书凡817部，13264卷，知几若“窥览略周”的话，其数目实在不小。以半数计，也是相当可观了。
刘知几走了一条自己的治学道路。他不走“精此一经”之路，“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他博览古今史籍，目的是想了解“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他“触类而观，不假师训”，凡所读书，粗知“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这种治学的目的和方法，一反经学笺注主义，为了通晓古今沿革变迁，采用的是“通古今之变”的方法。
“不假师训”，走独立钻研的路，这其中首先表现为他不盲目迷信师训，而且对师训、成说表现出某种怀疑和批判精神。他在《自叙》中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少年刘知几的质疑精神，是其治学风格的重要特征。刘知几在青少年时代博极群书，积累了融会古今的渊博学识，从而打下了一生的学问基础。这博通的治学道路是少年刘知几治学的又一特征。前已提及，少年刘知几在十七岁前对古今史籍“窥览略周”，已属不易。他在经、史之外，也读了大量文学的书。
尽管他夙好史学，但家学传统的薰陶，父兄的言传身教，也颇喜诗赋。
他是在高宗永隆元年（680）应科举进士及第的。在《史通·忤时》篇说：“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大体反映了他在举进士之前的学习历程。经史文的结合，奠定了他一生治学的基础。
知几“以同学知名”应该是二十岁前后的事，他说：“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结合“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的话，可以看出知几青少年时代奔走文史的路径。
《史通·自叙》中也曾披露，他在科举前“未暇”“专心诸史”，而“射策登朝”之后，“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年岁，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这说明，知几在幼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从亲职教育中很早就喜欢上了史学，确立了学史、研史的志愿。二十岁前由于父兄的黛陶，也一度喜爱诗赋文章，颇得世人称誉。自踏入仕途以后，乃专心于史学事业。 步入仕途
刘知几二十岁后步入仕途，随着学识日进，逐步形成了自己对史学的看法。知几进士及第后，经吏部考试，授获嘉县（今河南省获嘉县）主簿。这是一个正九品的小官，负责一县的文书，是县衙幕僚之首。知几在公务之暇仍潜心坟典，经史百家，无不涉猎，杂记小书，在所浏览。当时的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自然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两大重心，获嘉县地近两都，知几得以旅游京洛，饱览公私藏书。自永隆元年（680年）入仕起至圣历二年（699）调职京都止，近二十年，知几都是在公务之闲博览群史，实际上是学史研史的二十年。
刘知几登上仕途之时，适值武则天以皇后身分干政之际。她是实际上的执政者。到武则天统治的最后时期，即天授（690—692）之后，社会政治紧张的局面方趋缓和。天授初年，武氏急于培植拥护她的社会力量，取得士人支持，收天下之心，因而“大搜隐逸”，一时间官吏冗滥成灾。刘知几在天授二年（691）十二月，以刚直的态度，敏锐的政治眼光，上书请淘汰尸位素餐的官吏。同年，知几又上书建议“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
证圣元年（695年），刘知几针对当时赦有无度的弊端，提出“节赦”的主张。
刘知几表陈四事，涉及于官吏的社会作用、选拔标准以及管理使用办法等诸方面的问题，而集中于对现实政治中妄授妄施等腐败现象的批判。
就在这个时期，刘知几写了一篇《思慎赋》。这篇赋既显露了刘知几的才华，也道出了他的苦闷，特别是抒发了他在苦闷之下经过冷静思考而痛下的志向。以知几之博学卓识之才，充任九品主簿，自然是大材小用，而且从弱冠之年入仕之始直到写《思慎赋》时已十五年没有迁升，感到仕途前程渺茫，这“思慎”只能是对现实的抗争。在盛唐的政治舞台上，刘知几身居仕班，但他没有成为政治家，是社会没给他提供机遇。唯其如此，他的精力又集中在学术事业上去了。
史馆遭遇
武后圣历二年（699），三十八岁的刘知几在做了十九年获嘉县主簿后，调任京师定王府仓曹。这次调职，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其一，此时的刘知几已经是闻名全国的学者。青少年时代已以文学知名，主簿任上多次上表，也展示了他的才华。其二，则天诏修《三教珠英》，以为刘知几是个人选。据《旧唐书·徐坚传》载：“坚又与给事中徐彦伯、定王府仓曹刘知几、右补阙张说同修《三教珠英》。”时在圣历二年（699）。
《三教珠英》于长安元年（701）修成一千三百卷，次年知几出任著作佐郎。时年四十二岁。适如他自己所说：“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从此开始了他的史官生涯。著作佐郎是著作局里的职任。著作局设有著作郎和著作佐郎，佐郎六人，秩位从六品上。自刘知几进入史馆后，面对着无数难以克服的矛盾。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回顾自己在史馆修史的往事，不无感慨地说：“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义，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犹大为史官所嫉。”
刘知几自长安二年（702）进入史馆，至中宗景龙四年（710），九年之中，“三为史臣，再入东观”。“长安二年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这是一为史臣，一入东观（史馆）。中宗即位之后，“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这就是二为史臣。中宗还京不久，“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秘书少监。”这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这些年，他参与修过《唐史》，重修《则天实录》等。但是，修史并没有给刘知几的功名追求带来多少帮助。
《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记载说：“景龙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其后，史官太子中允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于是求罢史职，奏记于萧至忠。” 刘知几辞去史任之后，出任太子中舍人，又为修文馆学士。
私撰史通
长安二年，开始私撰《史通》，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阐述自己对史学的见解，是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对后世影响很大。 但并未投入主要精力。他在长安四年（704）曾作了《刘氏家史》十五卷和《谱考》三卷。神龙二年（706）中宗还京师，知几逗留东都。《史通·忤时》回顾了当时的情景：“会天子还京师，朝廷愿从者众。予求番次，在大驾后发日，因逗留不去，守司东都。杜门却扫，凡经三载。或有谮予躬为史臣，不书国事，而取乐丘园，私自著述者。由是驿召至京，令专执史笔。”
“驿召至京”在景龙二年（708），自神龙元年至景龙二年，知几“一为中允，四岁不迁”，但他“守司东都，杜门却扫，凡经三载”，定是集中精力撰写《史通》的三年。有人说他躬为史臣，不书国事，私自著述，就是指撰写《史通》一事。知几于景龙二年（708）被驿召至京，专领史事，迁秘书监。就在这时提出求退史职的要求。其实，他至少已集中三年的精力撰写着《史通》，至景龙四年（710）二月，全书完工，凡二十卷。
著述传家
刘知几在景云元年（710）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仍兼修国史，并加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左庶子是东宫官，东宫有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掌侍从赞相，驳正启奏。总司经、典膳、药藏、内直、典设、宫门六局。崇文馆也是东宫设定的。贞观十三年置崇贤馆，上元二年避太子名，改名崇文馆。崇文馆学士二人，掌经籍图书，教授诸生，课试举送如弘文馆。银青光禄大夫的封号在官秩上相当于从三品。这年，李隆基立为东宫太子，因为刘知几的“几”字同李隆基的“基”字同音，为避太子名讳，知几便废名而以字行，因称刘子玄。上述情况可知，知几在玄宗为太子时便得到提升，在政治上有了积极性。景云二年（711），刘知几写《释蒙》一文，又皇太子李隆基将亲释奠于国学，主管部门草拟仪注，决定让随从官员都乘马着衣冠，刘知几以为不可，上议驳斥。
玄宗先天元年（712），刘知几奉诏与柳冲等改修《氏族志》。开元二年，刘知几等人刊定《姓族系录》二百卷，后升任散骑常侍。
开元四年（716）十一月，刘知几与友人吴兢撰成睿宗、则天、中宗三朝实录，奏于执政，请援例恩赏。这是知几在修史任上卓有成效的国史、实录修撰。其中《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刘知几与吴兢合作主修了三朝实录凡七十卷，这是他撰成《史通》之后在史学上的又一重大贡献。除上述与吴兢合修三朝实录外，还曾单独撰修过《睿宗实录》及《太上皇实录》。还有同吴兢合修的《高宗后修实录》。这样，刘知几实际上参与了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四朝实录的修定工作。四朝实录保存了大量的唐代前期的史料，《旧唐书》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包括吴兢、韦述等人相继撰述的《唐书》和各朝实录。刘知几对唐前期的正史史料得以详细地记载，做出了极大贡献。仅从这方面的成就而论，刘知几也不愧为一名称职的史官。朝廷奖励其修史之功，封他为“居巢县子”，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开元七年，刘知几论《老子》《孝经》注议》
公元661年，刘知几出生。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授怀州获嘉主簿，曾多次上书言事。
圣历二年（699年），任定王府仓曹，并奉命与李峤、徐彦伯、徐坚、张说等共同编写《三教珠英》。
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郎、左史、凤阁舍人、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
长安三年（704年）)，与李峤等撰修唐史，成《唐书》80卷。曾探究本族历史，撰《刘氏家史》及《刘氏谱考》。
神龙二年（706年），与徐坚、吴兢等修成《则天实隶》。
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开始私撰《史通》，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阐述自己对史学的见解。书成于景龙四年。
开元二年（714年），迁左散骑常侍。
刘知几认为史学家须兼备才、学、识三长，尤重史识。强调直笔，提倡“不掩恶、不虚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刘尚实用，反浮词，抨击六朝骈文的颓靡之风，反对华而不实的辞赋，主张运用当代通用的语言，反对依仿古语，反对形式模拟。这些论点，都给后代散文家以启发和影响，乃是中唐古文运动之先声。
许冠三以为：“刘知几师承遍及四部。……但其中以《左传》、《论衡》、《文心》三书尤具决定性作用。”“《左传》是刘知几史学入门师，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创建实录史学原理之实存典范，影响于《史通》字里行间。”“从《史通》所言史之大用与要务看，更显得知几是《左传》学派之传人。”（《刘知几实录史学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
许凌云提出，刘知几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史学传统，继承了扬雄、桓谭、王充以来的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著作，尤其是王充《论衡》和刘勰《文心雕龙》的撰述形式，写出了《史通》。许文重点分析了司马迁继《春秋》之业思想和所开创的通史家的道路、王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怀疑批判精神、刘勰的史学思想与《文心雕龙》的编纂形式对刘知几的影响（《刘知几学术思想渊源》，《齐鱼学刊》1992年第1期）。符定波认为，刘知几把“史识”作为“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高贵品质和勇敢精神，比孟子说得更明晰、更系统（《试论刘知几的史学渊源》，《常德师专学报》1982年第4期）。
谢保成指出，刘知几对历史著作的类别、源流和体例等方面的总结，是直接继承了《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分类和序论而加以理论化的（《〈隋书经籍志〉对〈史通〉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求实精神
李秋沅的《〈史通〉的求实精神》（《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一文认为，刘知几的求实精神表现有三：一是从史书的体裁、史书的体例和史书的语言三个方面，论述了史书的编纂必须“因俗”、“随时”，才能忠实地反映出历史面貌。二是贵直书，斥曲笔。三是信灾祥，重人事。
代继华的《刘知几论实录》（《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把唐初政治、史馆修史制度与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主张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刘知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从理论上对“实录”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总结，形成了独具特点的实录史学原则。他把史学同现实生活的关系、史学的社会功用、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以及史学家对入史人物、文章和事件等的选择、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都纳入了这一“原则”范畴，以此来剖析和评判史书、史学家。尤其是刘知几敢于尖锐地批评孔子、“御撰”《晋书》以及其它一些唐修“正史”、史馆所编撰的“唐史纪传”，等等，“实录”原则就是其坚实的基础和出发点。
史书评论
《史》、《汉》二史是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刘知几对于二人的评价表现出较多矛盾。80年代围绕刘氏是否“尊班抑马”出现争议。刘文英说，刘知几常推纪传体断代史，抑通史。抑马扬班，从当时编修史书的实际来看，也有道理（《〈史通〉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81年第6期）。许凌云的《试评刘知几纪传史评论的失误》（《中学历史教学》1983年第5期）、《刘知几“抑马扬班”辨》（《江汉论坛》1984年第11期）、《刘知几关于史议体例的评论》（《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三文主要认为刘知几从总体上贬低了司马迁而抬高了班固。
施丁认为，刘知几肯定了司马迁的独创精神、实录精神和史学才华。因此，全面来看，刘知几对《史记》是一分为二的，指出长短，而以长为主（《论刘知几和章学诚之评司马迁》，《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贾忠文指出：关于纪传史源流的评论，刘知几明确主张《史》祖《汉》流，并未抑马扬班。关于纪传史诸体评论，刘氏只是无创新而已，并无抑马之说。关于《史》、《汉》两家之评论，刘固然批《史》扬《汉》不少，但对《史记》赞誉和对《汉书》责难也很多，因此也谈不上“抑马扬班”（《〈史通〉“抑马扬班”再辨——与许凌云同志高榷》，《江汉论坛》1990年第10期）。
“史才三长论”
“三长论”指的是史学家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作为各种知识合理有序的搭配，是史学家能否胜任其研究和编史工作，尤其是其能否创造性地推动史学进步的关键条件之一。
许凌云认为，刘知几探讨史家主体意识即史家修养是对史学系统总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史学理论的灵魂和精髓。刘知几对此认识，主要表现在“史学三才论”和“书法直笔记”的理论体系中。这二者结合起来，构成刘知几对历史认识主体素质的全面要求（《论刘知几的史家主体意识》，《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
关于“三长论”何时提出，渊源何在，存在不同的看法。郑力认为，刘知几提出“三长论”，在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略论刘知几和他的〈史通〉》，《新建设》1958年第2期）。对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较普遍的意见认为是从古代的“文、事、义”和“意”演变而来的。“三长论”是对以往史学的总结，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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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 李商隐(约813～约858)，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自祖父起，迁居郑州荥阳（今属河南）。自称与皇室同宗，但高、曾祖以下几代都只做到县令县尉、州郡僚佐一类下级官员。所谓"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祭处士房叔父文》）、"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姐文》），这类自述真实地反映了他比较寒微的处境。 生平 李商隐一生经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文宗开成二年(837)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幼时随父到浙江。9岁父死，奉丧侍母归郑州。后数年间，他和弟弟羲叟随堂叔李某学习经书与文章。16岁著有《才论》、《圣论》，以古文为士大夫所知。文宗大和三年(829)，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召聘入幕。令狐楚爱其才，让儿子令狐□和他交游，并亲自指点他写作骈文,因又以擅长骈体章奏闻名当世。大和六年,令狐楚调任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李商隐随至太原。以后曾有短时期在兖海观察使崔戎幕府逗留。开成二年登进士第。 这个阶段存留的诗作不多，但已形成重要的开端。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反映社会政治的诗篇，如《隋师东》、《有感二首》、《重有感》、《寿安公主出降》、《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指事陈情，激切感人，显示了青年诗人关怀国家命运的抱负和器识。另一些作品以比兴寄托的手法抒写作者的凌云壮志和渴求用世的心愿，如《初食笋呈座中》和《无题》"八岁偷照镜"，笔意宛转，风格清新。此外，也有少量应酬诗和艳体诗。 第二阶段，从开成三年到武宗会昌六年(846),是李商隐踏上仕途和开始卷入党争旋涡的中年时期。开成二年冬，令狐楚病死，诗人失去凭依，于次年到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后又娶了他的女儿。当时唐王朝内部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两大官僚集团的斗争,正进入白热化阶段。令狐楚父子属牛党,王茂元则接近李党。李商隐转依王茂元门下，在他本人虽并无党派门户之见，而令狐□及牛党中人却认为他"背恩"、"无行"（《旧唐书?李商隐传》），极力加以排摈。从此他陷入朋党相争的峡谷，成了政争的牺牲品。这年春天，他参与博学宏词科考试，先为考官所取，复审时却被中书省内有势力的人除了名。次年始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后调任弘农县尉，又因"活狱"事忤触上司，几乎罢官。开成五年冬，辞尉职，求他调，到会昌二年以书判拔萃，重入秘书省为正字。不久又因母丧居家。会昌五年冬服满后返职。 这一阶段坎坷不平的人生历程，促使诗人的创作向纵深发展。题材比前期宽广，包括感时、抒怀、言情、赠答、行旅、田园、咏史、咏物许多方面。诗中感情更为沉郁，表达愈加婉曲，艺术上达到成熟的境界，代表作如《安定城楼》、《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赠刘司户□》、《哭刘□》。另一方面，消极颓废的思想和绮靡俗艳的诗作也有所发展，如《镜槛》、《曲池》、《县中恼饮席》、《花下醉》。 第三阶段，宣宗大中元年(847)以后，是李商隐三入幕府、天涯漂泊的后期。宣宗即位后，一反武宗朝的政治措施，会昌年间得势的李德裕党纷遭贬逐，令狐□做了宰相，诗人受到进一步压抑。他在京没有出路，只好到远方幕府去安身。从大中元年至九年，先后三次赴桂州（今广西桂林）、徐州、梓州（今四川三台）随人作幕僚，悒悒不得志。大中五年去梓州幕府前，妻王氏病故，更使他精神上蒙受沉重打击。居东川时，常抑郁不欢，顶礼佛教，甚至想出家为僧。大中九年冬，梓州幕府罢，诗人返归长安。次年任盐铁推官，一度游江南。大中十二年，罢职回郑州闲居。大约就在这一年年底病逝。 漂泊无定的生涯，使诗人后期的诗风变化更为多样，诗境也日趋老成。在桂州时，除写了一些风神摇曳、气韵浑成的写景抒情诗如《晚晴》、《访秋》、《城上》、《高松》以外，还以五律和五排的形式写了反映异域民俗风物、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风土诗,如《桂林》、《即日》"桂林闻旧说"、《异俗二首》、《昭郡》。赴徐州幕府时，一度情绪较昂扬，唱出高歌慷慨、兴会淋漓的长篇古风《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和《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丧妻后及任职梓州幕府期间，转而为凄苦酸楚之音，如《柳》"曾逐东风拂舞筵"、《北禽》、《天涯》、《初起》。同时仍保持对国事的忧虑，写下象《井络》、《武侯庙古柏》、《杜工部蜀中离席》、《筹笔驿》之类吊古伤时、苍凉悲壮的名篇。而到了颓年乡居时写的《幽居冬暮》，则又一变激楚顿宕为深沉凝重，将无穷的悲愤含蓄在凄清衰飒的意境画面之中，发人深思，令人叹惋。 文学创作 李商隐的诗歌流传下来的约600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触及时政题材的，占了相当比重。他的政治诗反映面广,开掘有一定深度。如《有感二首》和《重有感》记述大和末年震动朝野的"甘露事变"，对宦官幽禁文宗、屠杀士民的专制暴行痛加抨击,这在当时需要有不寻常的政治胆识。《隋师东》、《寿安公主出降》反对藩镇割据，但不限于斥责军阀的野心，并能够联系朝廷政治的腐败和政策的失误作批判性考察，认识比较深刻。《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哭虔州杨侍郎》对朋党相争及其祸害作了真切揭露,《汉南书事》、《漫成五章》(其五)提出巩固边防、和睦民族关系的主张,都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尤其是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从眼前农村残破、民不聊生的景象,追溯唐王朝200年来治乱盛衰的历史变化，对唐代政治作了系统的总结回顾，成为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以后难得的诗史。由于生活在唐王朝衰朽没落的年代，诗人尽管有"欲回天地"（《安定城楼》）的雄心，却找不到解救危机的道路，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少数圣君贤相身上。诗中较多地揭露统治阶级的腐败，抒发士人失意的愤懑，较少反映下层人民的疾苦，也是一个缺陷。 李商隐的咏史诗有很高的成就。它们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无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怀的诗篇，而是着眼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指陈政事、讥评时世，使咏史成为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些作品往往选择历史上封建帝王的荒淫误国作为表现的主题，或嘲讽其求仙,如《汉宫》、《华岳下题西王母庙》;或揭露其好色，如《北齐二首》；或针砭其逸游亡身，如《隋宫二首》;或批评其宴乐无极,如《陈后宫》、《南朝》，讽喻现实政治的用意十分明显。诗人批判的矛头有时直接对准本朝皇帝，象《过景陵》讥刺唐宪宗求长生而致暴折，《马嵬》、《龙池》、《华清宫》、《骊山有感》谴责唐玄宗贪女色而召祸乱，用笔尖利，略无讳饰，被指责为"乖大体"（《李义山诗集辑评》引纪昀语）、"伤名教"（冯浩《玉□生诗集笺注》）。写法上，大多采用律绝近体的形式，截取历史上的特定场景加以铺染。或"有案无断"（《玉□生诗集笺注》引钱良择语），不着议论，如《北齐》之二；或叙议结合，唱叹有情，如《贾生》；或从小物寄慨，关合兴亡大局，如《齐宫词》；或由虚想落笔，引出实在题旨，如《瑶池》，都能深入一点，即小见大，把精警的立意蕴含在历史画面的传神白描中，具有词微而显、意深而永的艺术效果。 无题诗是李商隐独具一格的创造。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转，辞藻精丽，声调和美，读来令人回肠荡气。由于它们写得比较隐晦曲折，千百年来解说纷纭，穿凿附会更不在少数。今天看来，这些诗篇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也没有统一的构思贯串起来，而是诗人生活中随时触发的各种感受与兴会的点滴结晶。其中有实写爱情相思的，如"照梁初有情"、"昨夜星辰昨夜风";有明属冶游狎邪的,如"近知名阿侯"、"长眉画了绣帘开";有托喻友朋交往的,如"待得郎来月已低"、"户外重阴黯不开"（这两首现题为《留赠畏之》，而在较早的选本中作《无题》）；有寄寓身世感慨的，如"何处哀筝随急管"、"重帏深下莫愁堂"；还有一些兴寄难明，托意在有无之间，颇难指实。尽管内容各别，大都属于诗中之意不便明言、或意绪复杂难以用题目概括的情况，统名之为"无题"。其中少数写艳情的篇什，口吻轻薄，色调浮靡，在诗人作品中属于下乘；多数篇章则能够跳出以狎玩的眼光摹绘女子娇情媚态的陈腐格局，写出男女真诚相爱、缠绵执著的情思。所谓"意多沉至，词不纤佻"（施补华《岘佣说诗》），是对它们的确切评语。但这些作品的意义不限于表现一往情深的恋爱生活。那些实有寄托的诗篇固然暗含作者身世之感，就是一些托意在有无之间的作品，集中抒写悲剧性爱情相思，那种期待与失望、痛苦与留恋、执著与彷徨交织一起的矛盾心情，实际上与整个时代心理是息息相通的。这也正是无题诗吸引后来各时代人们去反复诵读和把玩的一个重要原因。 诗人还有一部分抒情咏物的名篇。他的抒情诗往往以深挚的感情、细腻的笔触，传达出晚唐这一特定时代条件下受压抑文人苦闷忧痛的心声，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社会衰败的面影；而其浓重的感伤气息，则难免给人带来某种不健康的影响。他的咏物诗不仅以体物工切、摹写入微见长，还能够通过典型特征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烘染,表达出事物的内在神韵,借以寄寓作者的情怀。象"客散初晴后，僧来不语时"（《高松》），全靠周围景物组合成恬静清幽的画面，烘托松树高洁不凡的品格；或者像"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蝉》），写蝉的悲鸣无告，一直写到它幻觉般的心理感受，手法是很新颖的。 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情致深蕴，是其根本特征。无论感时、抒怀、吊古、咏物或言情诸作，莫不渗透着诗人的真情实感，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像历来传诵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二首》),廖廖14个字,把那种受阻隔的痛苦和心有默契的喜悦，以及愈受阻隔愈感到默契可贵和愈有默契愈觉得阻隔难堪的矛盾心理，揭示得极其深刻动人。再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表面上写绝望的悲哀，骨子里却又透露了绝望掩盖下相思如春花萌发、不可抑止的炽热情怀，显得分外沉痛而富有感染力。刘熙载所谓"深情绵邈"（《艺概?诗概》），张采田所谓"哀感沉绵"（《李义山诗辨正》），都是指他诗歌的这个特点。 李商隐诗歌的抒情，较少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而特别致力于婉曲见意。诗人喜欢把自己的艺术构思锤炼得千回百转，一波三折。他常避免作正面抒情，而借助于环境景物的描绘来渲染气氛，烘托情思，如《日射》、《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兖》。他善于驱遣想象,将实事实情转化为虚拟的情境画面，如《夜雨寄北》、《嫦娥》。他爱好绣织丽字,镶嵌典故,细针密线，襞□重重，造成光怪陆离而又朦胧隐约的诗歌意象，如《锦瑟》、《碧城三首》。他又大量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或借古讽今，或托物喻人，或言情寄慨，往往寄兴深微,寓意空灵,索解无端，而又余味无穷。前人说他"总因不肯吐一平直之语，幽咽迷离，或彼或此，忽断忽续，所谓善于埋没意绪者"（冯浩《玉□生诗集笺注》），分析是很中肯的。当然,刻意求深求曲,也会带来晦涩费解的弊病。诗人的一部分作品迷离恍惚，旨意难明，有的甚至成为千古揭不破的"诗谜"，导致妄为比附、影射的索隐风气，他是不能辞其咎的。 婉曲见意的表现形式，同"深情绵邈"的内涵相结合，做到"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这就是李商隐诗歌的基本风格。处在晚唐采缛藻繁的诗风影响下，李商隐的诗歌也自有富丽精工的一面。但他不局限于华艳，而能够在□丽之中时带沉郁，流美之中不失厚重，是跟他情深词婉的作风分不开的。约略同时而辞采相近的作家中，如果说李贺的特点是瑰奇，杜牧是俊爽，温庭筠是绮密，那么李商隐恰恰就是深婉。北宋西□体作者专取他的典丽，丢弃了他的深情远意，实在是袭貌遗神，得其糟粕。 李商隐诗歌艺术的成就，与他多方面地学习前人密切相关。他的恻怆的情思和"美人香草"的表现形式源于屈原,伤时忧国的怀抱和精严顿挫的律法承自杜甫,转折层深的构思方式由李贺得到启发，词旨隐晦的作风受阮籍的影响，而清新流丽的语言显然脱胎于六朝民歌和齐梁文人诗。此外，他的某些长篇古风雄直恣放，格局恢张，接近韩愈的歌行；一些抒情写景的小诗则又淡语天成，绰约多姿，不失盛唐绝句的风味。这多方面的传统，诗人都吸收、融铸到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中来，在唐代诗坛上独辟蹊径，开拓出寄情深婉的新境界。他的诗歌艺术不仅哺育了从晚唐的唐彦谦、吴融、韩□直至 清代钱谦益、吴伟业、黄景仁、龚自珍、李希圣、樊增祥诸诗人，还流衍于后世词坛，直接影响了一部分婉约派词家。 诗歌以外，李商隐的骈文在当时相当出名，不仅属对工整，用事精切，且能疏密相间，气韵自然，有别于晚唐一般四六文章之以□□华赡为能事。代表作如《奠相国令狐公文》、《重祭外舅司徒公文》、《祭裴氏姐文》以及为辞乐籍而作的《上河东公启》，写得情真意切，委宛动人，在精密的文句组织中参以一定的白描成分，读来几令人不觉得是骈体。不过在他的骈文中，一大部分属于官场应酬文字，内容比较贫乏。 李商隐的散文留存较少,但也有值得注意之处。《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高度评价元结的文章，用骈散参错的句式和一连串奇特的比喻描述他的文风，形象鲜明,气势跳脱,当得起"为文瑰迈奇古"（《新唐书》本传）的评语。特别是文中为元结"不师孔氏"辩护，放言质问"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这与《上崔华州书》中作者自述反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而提倡"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的文学主张是一致的，反映了他追求思想解放的倾向。《李贺小传》以同情的笔调记述李贺的生平逸事，《齐鲁二生》给两位才行殊异的文士作传，都写得妙趣横生，有传奇小说风味。《虱赋》和《蝎赋》则是两篇杂文体的短赋，意在讽世，与唐末罗隐、陆龟蒙的小品文异曲而同工。 本集和研究资料 李商隐诗，编成《李义山诗集》，有明汲古阁刻本和《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均为3卷,又有影印明嘉靖间毗陵蒋氏刻6卷本和明姜道生刊《唐三家集》本7卷，均无注。给他的诗作注的,据记载宋有刘克、张文亮两家,后不传。明末释道源注李诗,书未刊行。清初朱鹤龄吸取其部分成果，加以补充发挥，撰成《李义山诗注》3卷,附有年谱，是最早的李诗笺本。后来沈厚□将何焯、朱□尊、纪昀三家评语辑入朱注本中，成为通行的《李义山诗集辑评》。清雍正、乾隆年间，为李商隐诗作注解的还有陆昆曾、程梦星、姚培谦、屈□诸家，以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最受人称道。 李商隐文,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樊南甲集》20卷、《乙集》20卷、赋1卷、文1卷，《宋史?艺文志》所载，则更有文集8卷、别集20卷，俱散佚。朱鹤龄从《文苑英华》、《唐文粹》诸书中重新录出汇编，徐炯、徐树谷加以补充和笺注,成为《李义山文集笺注》10卷。又有《四部丛刊》影印旧钞本《李义山文集》5卷。冯浩则据徐氏笺本分类按年编成《樊南文集详注》8卷,收文150篇。道光、咸丰年间,钱振伦从《全唐文》中又辑录出冯氏未收的李商隐骈文200余篇,编成《樊南文集补编》12卷，与其弟钱振常分任笺注，并附年谱订误。 关于李商隐的生平事迹，新、旧《唐书》都有本传，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补充了一些逸事。朱鹤龄撰成年谱,功在首创,而疏漏亦多。经冯浩改订后，诗人一生的行踪才历历在目，诗文编年也基本上有了着落。但冯氏未及见李商隐文集的补编部分，在材料掌握上仍有不少遗漏舛误之处。以后,钱振伦依据《补编》所收文章,对冯谱作了若干订误。近人张采田则在冯、钱等人基础上，撰成《玉□生年谱会笺》，搜辑大量史料，进一步考订了诗人的身世和诗文编年，对许多作品的写作背景和意图作了新的探索，是研究李商隐生平和创作的专著。但书中过于强调"深探心曲"的方法，臆测附会的地方仍时有所见，考订失误也在所难免，岑仲勉有专文《〈玉□生年谱会笺〉平质》加以辨正。张氏另撰有《李义山诗辨正》，内容主要是驳正何焯、朱□尊、纪昀三家评语，涉及对李商隐各首诗的理解，可与《年谱会笺》参看
李商隐，男，汉族，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著名诗人。婉约派，他祖籍怀 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或博爱县），生于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于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 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因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而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此后，李商隐便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大不如前的趋势，而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有《李义山诗集》。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浓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据《新唐书》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佚。
李商隐（约813～约858）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子。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初学古文。受牛党令狐楚赏识，入其幕府，并从学骈文。开成二年（837），以令狐之力中进士。次年入属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王爱其才，以女妻之。因此受牛党排挤，辗转于各藩镇幕府，终身不得志。李商隐诗现存约600首。其中政治诗感慨讽谕，颇有深度和广度。直接触及时政的诗很多，尤其是《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从农村残破、民不聊生的景象，追溯唐朝200年的治乱盛衰，风格接近杜诗。《安定城楼》和哭刘著诗四首则体现了其政治抱负和愤慨。其咏史诗托古讽今，成就很大。这类诗往往讥刺前朝或本朝君王的荒淫误国，也有的则借咏史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类诗多用律绝，截取历史上特定场景加以铺染，具有以小见大、词微意深的艺术效果。名作如《隋宫二首》、《南朝》。他的抒情诗感情深挚细腻，感伤气息很浓，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登乐游原》）。李诗抒情，较少直抒胸臆，而特别致力于婉曲见意，其诗往往寄兴深微，余味无穷。但刻意求曲有时也带来晦涩难懂的弊病。他的咏物诗体物工切，摹写入微，能以典型特征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表达事物的内在神韵，寄寓作者的情怀。无题诗是李商隐的独创。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情思宛转沉挚，辞藻典雅精丽。如“昨夜星辰昨夜风”、“相见时难别亦难”二首。也有的托喻友朋交往和身世感慨，如“待得郎来月已低”和“何处哀筝随急管”二首。还有一些诗寄兴难明。此外，有少数艳情篇什，轻薄浮艳。这些诗并非作于一时一地，亦无统一思想贯穿。多属于诗中之意不便明言或意绪复杂无法明言的情况，因而统名为“无题”。由于它们比较隐晦曲折，千百年来解说纷纭。李商隐诗歌的基本风格是情深词婉，能于丽中时带沉郁，流美中不失厚重，对后世的诗坛和词坛影响很深。其诗继承面较广。其七律成就最高，继承了杜甫精严顿挫的特点，又融合了齐梁诗的艳和六朝民歌的清丽，以及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其词旨隐晦的作风受阮籍影响；一些长篇古风如《韩碑》接近韩愈的歌行；一些抒情写景小诗淡语天成，绰约多姿，不失盛唐绝句风味。李商隐是晚唐骈文的代表作家。其骈文属对工整，用事精切，疏密相间，气韵自然。名作《奠相国令狐公文》、《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上河东公启》，情真意切，委婉动人。但其骈文多官场应酬文字，内容较贫乏。其散文现存较少。此外，还有一些意在讽世的杂文体短赋。有《李义山诗集》、《樊南文集》和《樊南文集补编》。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唐才子传》，近人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及岑仲勉专文《〈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著名的钗头凤其一：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其二：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乾，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尝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瞒、 瞒、瞒。这两阕词虽然出自不同的人之手，前一首为南宋著名词人陆游所作，后一首为其前妻唐婉所作，却浸润着同样的情怨和无奈，因为它们共同诉说着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唐婉与陆游沈园情梦。陆游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诗人。他出生于越州山阳一个殷实的书香之家，幼年时期，正值金人南侵，常随家人四处逃难。这时，他母舅唐诚一家与陆家交往甚多。唐诚有一女儿，名唤唐婉，字蕙仙，自幼文静灵秀，不善言语却善解人意。与年龄相仿的陆游情意十分相投，两人青梅竹马，耳鬓厮磨，虽在兵荒马乱之中，两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仍然相伴度过一段纯洁无暇的美好时光。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种萦绕心肠的情愫在两人心中渐渐滋生了。青春年华的陆游与唐婉都擅长诗词，他们常借诗词倾诉衷肠，花前月下，二人吟诗作对，互相唱和，丽影成双，宛如一双翩跹于花丛中的彩蝶，眉目中洋溢着幸福和谐。两家父母和众亲朋好友，也都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于是陆家就以一只精美无比的家传凤钗作信物，订下了唐家这门亲上加亲的姻事。成年后，一夜洞房花烛，唐婉便成了陆家的媳妇。从此，陆游、唐婉更是鱼水欢谐、情爱弥深，沉醉于两个人的天地中，不知今夕何夕，把什么科举课业、功名利禄、甚至家人至亲都暂时抛置于九霄云外。陆游此时已经荫补登仕郎，但这只是进仕为官的第一步，紧接着还要赴临安参加“锁厅试”以及礼部会试。新婚燕尔的陆游留连于温柔乡里，根本无暇顾及应试功课。陆游的母亲唐氏是一位威严而专横的女性。她一心盼望儿子陆游金榜题名，登科进官，以便光耀门庭。目睹眼下的状况，她大为不满，几次以姑姑的身份、更以婆婆的立场对唐婉大加训斥，责令她以丈夫的科举前途为重，淡薄儿女之情。但陆、唐二人情意缠绵，无以复顾，情况始终未见显著的改善。陆母因之对儿媳大起反感，认为唐婉实在是唐家的扫帚星，将把儿子的前程耽误殆尽。于是她来到郊外无量庵，请庵中尼姑妙因为儿、媳卜算命运。妙因一番掐算后，煞有介事地说：“唐婉与陆游八字不合，先是予以误导，终必性命难保。”陆母闻言，吓得魂飞魄散，急匆匆赶回家，叫来陆游，强令他道：“速修一纸休书，将唐婉休弃，否则老身与之同尽。”这一句，无疑晴天忽起惊雷，震得陆游不知所以。待陆母将唐婉的种种不是历数一遍，陆游心中悲如刀绞，素来孝顺的他，面对态度坚决的母亲，除了暗自饮泣，别无他法。迫于母命难违，陆游只得答应把唐婉送归娘家。这种情形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合常理，两个人的感情岂容他人干涉。但在崇尚孝道的中国古代社会，母命就是圣旨，为人子的得不从。就这样，一双情意深切的鸳鸯，行将被无由的孝道、世俗功和虚玄的命运八字活活拆散。陆游与唐婉难舍难分，不忍就此一去，相聚无缘，于是悄悄另筑别院安置唐婉，陆游一有机会就前去与唐婉鸳梦重续、燕好如初。无奈纸总包不住火，精明的陆母很快就察觉了此事。严令二人断绝来往，并为陆游另娶一位温顺本分的王氏女为妻，彻底切断了陆、唐之间的悠悠情丝。无奈之下，陆游只得收拾起满腔的幽怨，在母亲的督教下，重理科举课业，埋头苦读了三年，在二十七岁那年只身离开了故乡山阴，前往临安参加“锁厅试”。在临安，陆游以他扎实的经学功底和才气横溢的文思博得了考官陆阜的赏识，被荐为魁首。试获取第二名的恰好是当朝宰相秦桧的孙子秦埙。秦桧深感脸上无光，于是在第二年春天的礼部会试时，硬是借故将陆游的试卷剔除。使得陆游的仕途在一开始就遭受了风雨。礼部会试失利，陆游回到家乡，家乡风景依旧，人面已新。睹物思人，心中倍感凄凉。为了排遣愁绪，陆游时时独自倘祥在青山绿水之中，或者闲坐野寺探幽访古；或者出入酒肆把酒吟诗；或者浪迹街市狂歌高哭。就这样过着悠游放荡的生活。在一个繁花竞妍的春日晌午，陆游随意漫步到禹迹寺的沈园。沈园是一个布局典雅的园林花园，园内花木扶疏，石山耸翠，曲径通幽，是当地人游春赏花的一个好去处。在园林深处的幽径上迎面款步走来一位绵衣女子，低首信步的陆游猛一抬头，竟是阔别数年的前妻唐婉。在那一刹间，时光与目光都凝固了，两人的目光胶着在一起，都感觉得恍惚迷茫，不知是梦是真，眼帘中饱含的不知是情、是怨、是思、是怜。此时的唐婉，已由家人作主嫁给了同郡士人赵士程，赵家系皇家后裔、门庭显赫，赵士程是个宽厚重情的读书人，他对曾经遭受情感挫折的唐婉，表现出诚挚的同情与谅解。使唐婉饱受到创伤的心灵已渐渐平复，并且开始萌生新的感情苗芽。这时与陆游的不期而遇，无疑将唐婉已经封闭的心灵重新打开，里面积蓄已久的旧日柔情、千般委屈一下子奔泄出来，柔弱的唐婉对这种感觉几乎无力承受。而陆游，几年来虽然借苦读和诗酒强抑着对唐婉的思念，但在这一刻，那埋在内心深处的旧日情思不由得涌出。四目相对，千般心事、万般情怀，却不知从何说起。这次唐婉是与夫君赵士程相偕游赏沈园的，那边赵士程正等她进食。在好一阵恍惚之后，已为他人之妻的唐婉终于提起沉重的脚步，留下深深的一瞥之后走远了，只留下了陆游在花丛中怔怔发呆。和风袭来，吹醒了沉在旧梦中的陆游，他不由地循着唐婉的身影追寻而去，来到池塘边柳丛下，遥见唐婉与赵士程正在池中水榭上进食。隐隐看见唐婉低首蹙眉，有心无心地伸出玉手红袖，与赵士程浅斟慢饮。这一似曾相识的场景，看得陆游的心都碎了。昨日情梦，今日痴怨尽绕心头，感慨万端，于是提笔在粉壁上题了一阙“钗头凤”，这就是开头所提到的第一首词。随后，秦桧病死。朝中重新召用陆游，陆游奉命出任宁德县立簿，远远离开了故乡山阴。第二年春天，抱着一种莫名的憧憬，唐婉再一次来到沈园，徘徊在曲径回廊之间，忽然瞥见陆游的题词。反复吟诵，想起往日二人诗词唱和的情景，不由得泪流满面，心潮起伏，不知不觉中和了一阙词，题在陆游的词后，这就是开头提到的第二首“钗头凤”。唐婉是一个极重情谊的女子，与陆游的爱情本是十分完美的结合，却毁于世俗的风雨中。赵士程虽然重新给了她感情的抚慰，但毕竟曾经沧海难为水。与陆游那份刻骨铭心的情缘始终留在她情感世界的最深处。自从看到了陆游的题词，她的心就再难以平静。追忆似水的往昔、叹惜无奈的世事，感情的烈火煎熬着她，使她日臻憔悴，悒郁成疾，在秋意萧瑟的时节化作一片落叶悄悄随风逝去。只留下一阙多情的《钗头凤》，令后人为之唏嘘叹息。她本可以拥有更美好的恋情和回忆。人道是：离多最是，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浅情终似，行云无定，犹如梦魂中。可怜人意，薄于云水，佳会更难重。细想从来，断肠多处，不与者番同。此时的陆游，仕途正春风得意。他的文才颇受新登基的宋孝宗的称赏，被赐进士出身。以后仕途通畅，一直做到宝华阁侍制。这期间，他除了尽心为政外，也写下了大量反映忧国忧民思想的诗词。到七十五岁时，他上书告老，蒙赐金紫绶还乡了。陆游浪迹天涯数十年，企图借此忘却他与唐婉的凄婉往事，然而离家越远，唐婉的影子就越萦绕在他的心头。此番倦游归来，唐婉早已香消玉殒，自己也已至垂暮之年，然而对旧事、对沈园依然怀着深切的眷恋。常常在沈园幽径上踽踽独行，追忆着深印在脑海中那惊鸿一瞥的一幕，这时他写下了“沈园怀旧”诗：其一：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帐然。其二：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疑是惊鸿照影来。沈园是陆游怀旧的场所，也是他伤心的地方。他想着沈园，但又怕到沈园。春天再来，撩人的桃红柳绿，恼人的鸟语花香，风烛残年的陆游虽然不能再亲至沈园寻觅往日的踪影，然而那次与唐婉的际遇，伊人那哀怨的眼神、差怯的情态、无可奈何的步履、欲言又止的模样，使陆游牢记不忘，于是又赋“梦游沈园”诗：其一：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其二：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沉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此后沈园数度易主，人事风景全部改变了昔日风貌，已是“粉壁醉颗尘漠漠”，唯有“断云幽梦事茫茫”。陆游八十五岁那年春日的一天，忽然感觉到身心爽适、轻快无比。原准备上山采药，因为体力不允许就折往沈园，此时沈园又经过了一番整理，景物大致恢复旧观，陆游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最后一首沈园情诗：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此后不久，陆游就溘然长逝了。封建礼教摧毁了陆游的纯真爱情，但它无法阻止陆游对爱情的想往和歌唱。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无力回天，只能把一怀愁绪、一腔悲愤倾泄在于事无补的词中。一首《钗头凤》挽回不了陆游的爱情世界，但它成了千古绝唱。时过境迁，沈园景色已异，粉壁上的诗词也了无痕迹。但这些记载着唐婉与陆游爱情绝唱的诗词，却在后世爱情的人们中间长久流传不衰。京剧传统剧目，本剧剧情：南宋时，山阴才子陆游，幼与表妹唐蕙仙互订婚约。唐蕙仙稍长，父母病逝于四川任所。陆母唐氏命陆游弟兄接唐蕙仙至山阴。唐氏素信佛，常往娘娘庙焚香礼拜。庙主不空，借佛隐身，蓄养众小尼暗操贱业。见唐蕙仙貌美，乃与秦桧之侄罗玉书密谋，图将唐蕙仙献于秦桧以尽逢迎之能事。不空诡言唐蕙仙妨克长上，只有舍入尼庵才能解救，唐氏果为所惑，于陆游弟兄赴试之际，将唐蕙仙赚入庙中。唐蕙仙进庙，怒斥不空，因此备受折磨。山阴侠士宗子常，早闻不空恶迹，遣义士独孤策潜入庙中杀死罗玉书，并将不空等赚入庄中杀死。唐蕙仙受惊昏迷，宗子常在其身边拾得陆游所题诗扇一柄，知其为陆游未婚妻，决定待陆游返里时从中成全。陆游临安赴试，为秦桧所忌，摈之落第。归家后以不得唐蕙仙音信，甚为所感，矢志不娶，而唐氏却四处托媒与之另求婚配。宗子常疑陆游无义，定计于沈园一试其心。陆游于园中窥见唐蕙仙，甚为惊疑，遂题《钗头凤》一词于帕，寄与唐蕙仙。唐蕙仙读之，大恸成疾。宗子常知二人情深，邀陆游兄陆子逸往说唐氏。唐氏醒悟，同意迎娶。花烛之期，唐蕙仙因久积闷郁，病已垂危。缺月终未得圆，致成千古遗恨。三十余年前，在北京演出时，偶读陆放翁词赋，见《钗头凤》一阙，哀婉缠绵，言言血泪，深为所动。放翁为宋代爱国诗人，不屈奸佞，力主抗金。但在腐朽的南宋王朝里，君昏臣佞，秦桧等勾结金人，卖国求荣，放翁雄心虽大，壮志难伸，半生郁郁不能得志。其毕生可歌可泣之事甚多，而在个人生活中最不幸的遭遇，则是与表妹唐蕙仙的婚姻悲剧。《钗头凤》词即为此而作。我（荀慧生）因甚喜其词，又颇同情其事，乃编写成剧。意图通过唐、陆悲剧，揭露封建制度、封建婚姻的毒害。然据周密《齐东野语》及陈鹄《耆旧续闻》所记，言唐蕙仙被逐于姑，改适宗室赵士程，放翁遇之于沈园，因赋《钗头凤》一阙题壁间，并引陆放翁晚年所作“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等诗为证。我以为唐蕙仙果若再醮，陆放翁未必如此追慕，念念不忘。历史上讹传之事不鲜，宋人笔记不足信之事甚多，如徐梦华《三朝北盟会编》，称鄂王夫人再适，王遣韩良臣以钱遣之，读者笑其妄诞。再如李清照再适张汝舟事，几乎众口一词，后人据《金石录后序》考证，乃知全属虚文。我以为陆、唐二人若洁身自守，以待来日重逢，会使戏剧性更加浓厚，感人更甚，并能激起观众共鸣。我因爱重陆、唐二人，而搬演此剧，更本着爱重之意塑造其人，因此另辟蹊跷，写唐蕙仙被逐流落尼庵，为宗子常所救，设法使其与陆放翁重圆。不意完婚之日蕙仙病笃，终成遗恨。并将《钗头凤》原词谱入戏中，以增声色。此为当时尝试之作，旧日皮黄中尚无此范例。此剧于一九二八年编成，同年八月二十六日首次演出于北京开明（今民主）戏院。自饰唐蕙仙，金仲仁饰陆游，张春彦饰陆子逸，赵桐珊（芙蓉草）饰秋香，马富禄饰不空。此后历次演出，深得好评，被称为荀派五大悲剧之一。最初改编本中本无陆游怒打恶尼不空一场，后来金仲仁先生鉴于此剧悲剧气氛浓重，观众心情过于压抑，不稍作调剂，戏易于温，因而建议增添这一细节。演出后台下效果甚佳。近年来，在实践中感到原本场子较多，还有精炼压缩必要，戏的主题及陆母唐氏性格应再加鲜明。因此重新加工整理，删除或合并其中零散场子，并作适当丰富，以求主题思想更加突出。改编本于一九六一年定稿。
家学渊源
刘知几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他的曾祖刘珉为北齐唯阳太守，祖父刘务本为隋留县长。知几的从祖父刘胤之“少有学业”，在隋时即与信都丞孙万寿、宗正卿李百药为“忘年之友”。唐高祖武德年间为信都令，曾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杨仁卿等，一同撰成国史和实录，并因之授封阳城县男。
刘知几的从父刘延佑进士及第，颇有文名。刘知几的父亲刘藏器在高宗时为侍御史。监察御史魏元忠很称赞刘藏器贤能，高宗也打算提升他为吏部侍郎，因遭魏玄同的反对，便放他出为宋州司马。其执法如山，无所阿私，言词抗直，不畏权贵，甚至敢于批评当朝天子“用舍由情”、“失信”。
刘知几有两位胞兄，长兄知柔，仲兄知章。知柔“性简静，美风仪”，与知几俱以善文词知名，在官也有善政。累迁工部尚书、太子宾客、封彭城县男。据李邕《刘知柔神道碑》云：“公春秋七十有五，以开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遇疾，薨于东都康俗里之私第。”依此推断，知柔当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比知几长十二岁。李邕称颂知柔先人“莫不都长忠方，简质贞亮，业行优绝，政理殊尤”，赞美知柔“立年博达，典学为海；懿文为林，镇重为山，幽静为骨，清谈事约，言遣理深。谦常后身，俭不逼下”，且“仪形硕伟，风神散逸”。
知几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那年，其父五十有四，知柔一十有三。他生长在“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官宦之家和书香门第里，整个家庭氛围的习染，使刘知几的童年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
在知几的先辈中，同史学颇多关系者是他的从祖父刘胤之和从父刘延佑，而其父兄皆以词学知名，幼年时代的刘知几多受父兄黛陶，颇善文词，这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知几夙好史学，也许受了从祖、从父的影响，更重要的乃是个人的志趣，其父能顺其秉性，采取了“因材施教”之法，调动了刘知几求学的积极性，使之顺利地踏上了史学道路。
少年学习
有关刘知几青少年时代的学习生活，刘知几在《史通》中有所记载。《自叙》说：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是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
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无暇。刘知几《自叙》相当具体地叙述了他在二十岁前的读书生活。刘知几从十一岁读《左传》，次读《史》、《汉》、《三国志》，再次读“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不只是一史唯读一部，而是“触类而观”，到了十七岁便“窥览略周”。《隋书·经籍志》着录史部之书凡817部，13264卷，知几若“窥览略周”的话，其数目实在不小。以半数计，也是相当可观了。
刘知几走了一条自己的治学道路。他不走“精此一经”之路，“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他博览古今史籍，目的是想了解“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他“触类而观，不假师训”，凡所读书，粗知“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这种治学的目的和方法，一反经学笺注主义，为了通晓古今沿革变迁，采用的是“通古今之变”的方法。
“不假师训”，走独立钻研的路，这其中首先表现为他不盲目迷信师训，而且对师训、成说表现出某种怀疑和批判精神。他在《自叙》中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少年刘知几的质疑精神，是其治学风格的重要特征。刘知几在青少年时代博极群书，积累了融会古今的渊博学识，从而打下了一生的学问基础。这博通的治学道路是少年刘知几治学的又一特征。前已提及，少年刘知几在十七岁前对古今史籍“窥览略周”，已属不易。他在经、史之外，也读了大量文学的书。
尽管他夙好史学，但家学传统的薰陶，父兄的言传身教，也颇喜诗赋。
他是在高宗永隆元年（680）应科举进士及第的。在《史通·忤时》篇说：“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大体反映了他在举进士之前的学习历程。经史文的结合，奠定了他一生治学的基础。
知几“以同学知名”应该是二十岁前后的事，他说：“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结合“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的话，可以看出知几青少年时代奔走文史的路径。
《史通·自叙》中也曾披露，他在科举前“未暇”“专心诸史”，而“射策登朝”之后，“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年岁，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这说明，知几在幼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从亲职教育中很早就喜欢上了史学，确立了学史、研史的志愿。二十岁前由于父兄的黛陶，也一度喜爱诗赋文章，颇得世人称誉。自踏入仕途以后，乃专心于史学事业。 步入仕途
刘知几二十岁后步入仕途，随着学识日进，逐步形成了自己对史学的看法。知几进士及第后，经吏部考试，授获嘉县（今河南省获嘉县）主簿。这是一个正九品的小官，负责一县的文书，是县衙幕僚之首。知几在公务之暇仍潜心坟典，经史百家，无不涉猎，杂记小书，在所浏览。当时的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自然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两大重心，获嘉县地近两都，知几得以旅游京洛，饱览公私藏书。自永隆元年（680年）入仕起至圣历二年（699）调职京都止，近二十年，知几都是在公务之闲博览群史，实际上是学史研史的二十年。
刘知几登上仕途之时，适值武则天以皇后身分干政之际。她是实际上的执政者。到武则天统治的最后时期，即天授（690—692）之后，社会政治紧张的局面方趋缓和。天授初年，武氏急于培植拥护她的社会力量，取得士人支持，收天下之心，因而“大搜隐逸”，一时间官吏冗滥成灾。刘知几在天授二年（691）十二月，以刚直的态度，敏锐的政治眼光，上书请淘汰尸位素餐的官吏。同年，知几又上书建议“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
证圣元年（695年），刘知几针对当时赦有无度的弊端，提出“节赦”的主张。
刘知几表陈四事，涉及于官吏的社会作用、选拔标准以及管理使用办法等诸方面的问题，而集中于对现实政治中妄授妄施等腐败现象的批判。
就在这个时期，刘知几写了一篇《思慎赋》。这篇赋既显露了刘知几的才华，也道出了他的苦闷，特别是抒发了他在苦闷之下经过冷静思考而痛下的志向。以知几之博学卓识之才，充任九品主簿，自然是大材小用，而且从弱冠之年入仕之始直到写《思慎赋》时已十五年没有迁升，感到仕途前程渺茫，这“思慎”只能是对现实的抗争。在盛唐的政治舞台上，刘知几身居仕班，但他没有成为政治家，是社会没给他提供机遇。唯其如此，他的精力又集中在学术事业上去了。
史馆遭遇
武后圣历二年（699），三十八岁的刘知几在做了十九年获嘉县主簿后，调任京师定王府仓曹。这次调职，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其一，此时的刘知几已经是闻名全国的学者。青少年时代已以文学知名，主簿任上多次上表，也展示了他的才华。其二，则天诏修《三教珠英》，以为刘知几是个人选。据《旧唐书·徐坚传》载：“坚又与给事中徐彦伯、定王府仓曹刘知几、右补阙张说同修《三教珠英》。”时在圣历二年（699）。
《三教珠英》于长安元年（701）修成一千三百卷，次年知几出任著作佐郎。时年四十二岁。适如他自己所说：“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从此开始了他的史官生涯。著作佐郎是著作局里的职任。著作局设有著作郎和著作佐郎，佐郎六人，秩位从六品上。自刘知几进入史馆后，面对着无数难以克服的矛盾。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回顾自己在史馆修史的往事，不无感慨地说：“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义，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犹大为史官所嫉。”
刘知几自长安二年（702）进入史馆，至中宗景龙四年（710），九年之中，“三为史臣，再入东观”。“长安二年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这是一为史臣，一入东观（史馆）。中宗即位之后，“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这就是二为史臣。中宗还京不久，“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秘书少监。”这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这些年，他参与修过《唐史》，重修《则天实录》等。但是，修史并没有给刘知几的功名追求带来多少帮助。
《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记载说：“景龙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其后，史官太子中允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于是求罢史职，奏记于萧至忠。” 刘知几辞去史任之后，出任太子中舍人，又为修文馆学士。
私撰史通
长安二年，开始私撰《史通》，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阐述自己对史学的见解，是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对后世影响很大。 但并未投入主要精力。他在长安四年（704）曾作了《刘氏家史》十五卷和《谱考》三卷。神龙二年（706）中宗还京师，知几逗留东都。《史通·忤时》回顾了当时的情景：“会天子还京师，朝廷愿从者众。予求番次，在大驾后发日，因逗留不去，守司东都。杜门却扫，凡经三载。或有谮予躬为史臣，不书国事，而取乐丘园，私自著述者。由是驿召至京，令专执史笔。”
“驿召至京”在景龙二年（708），自神龙元年至景龙二年，知几“一为中允，四岁不迁”，但他“守司东都，杜门却扫，凡经三载”，定是集中精力撰写《史通》的三年。有人说他躬为史臣，不书国事，私自著述，就是指撰写《史通》一事。知几于景龙二年（708）被驿召至京，专领史事，迁秘书监。就在这时提出求退史职的要求。其实，他至少已集中三年的精力撰写着《史通》，至景龙四年（710）二月，全书完工，凡二十卷。
著述传家
刘知几在景云元年（710）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仍兼修国史，并加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左庶子是东宫官，东宫有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掌侍从赞相，驳正启奏。总司经、典膳、药藏、内直、典设、宫门六局。崇文馆也是东宫设定的。贞观十三年置崇贤馆，上元二年避太子名，改名崇文馆。崇文馆学士二人，掌经籍图书，教授诸生，课试举送如弘文馆。银青光禄大夫的封号在官秩上相当于从三品。这年，李隆基立为东宫太子，因为刘知几的“几”字同李隆基的“基”字同音，为避太子名讳，知几便废名而以字行，因称刘子玄。上述情况可知，知几在玄宗为太子时便得到提升，在政治上有了积极性。景云二年（711），刘知几写《释蒙》一文，又皇太子李隆基将亲释奠于国学，主管部门草拟仪注，决定让随从官员都乘马着衣冠，刘知几以为不可，上议驳斥。
玄宗先天元年（712），刘知几奉诏与柳冲等改修《氏族志》。开元二年，刘知几等人刊定《姓族系录》二百卷，后升任散骑常侍。
开元四年（716）十一月，刘知几与友人吴兢撰成睿宗、则天、中宗三朝实录，奏于执政，请援例恩赏。这是知几在修史任上卓有成效的国史、实录修撰。其中《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刘知几与吴兢合作主修了三朝实录凡七十卷，这是他撰成《史通》之后在史学上的又一重大贡献。除上述与吴兢合修三朝实录外，还曾单独撰修过《睿宗实录》及《太上皇实录》。还有同吴兢合修的《高宗后修实录》。这样，刘知几实际上参与了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四朝实录的修定工作。四朝实录保存了大量的唐代前期的史料，《旧唐书》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包括吴兢、韦述等人相继撰述的《唐书》和各朝实录。刘知几对唐前期的正史史料得以详细地记载，做出了极大贡献。仅从这方面的成就而论，刘知几也不愧为一名称职的史官。朝廷奖励其修史之功，封他为“居巢县子”，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开元七年，刘知几论《老子》《孝经》注议》
公元661年，刘知几出生。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授怀州获嘉主簿，曾多次上书言事。
圣历二年（699年），任定王府仓曹，并奉命与李峤、徐彦伯、徐坚、张说等共同编写《三教珠英》。
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郎、左史、凤阁舍人、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
长安三年（704年）)，与李峤等撰修唐史，成《唐书》80卷。曾探究本族历史，撰《刘氏家史》及《刘氏谱考》。
神龙二年（706年），与徐坚、吴兢等修成《则天实隶》。
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开始私撰《史通》，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阐述自己对史学的见解。书成于景龙四年。
开元二年（714年），迁左散骑常侍。
刘知几认为史学家须兼备才、学、识三长，尤重史识。强调直笔，提倡“不掩恶、不虚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刘尚实用，反浮词，抨击六朝骈文的颓靡之风，反对华而不实的辞赋，主张运用当代通用的语言，反对依仿古语，反对形式模拟。这些论点，都给后代散文家以启发和影响，乃是中唐古文运动之先声。
许冠三以为：“刘知几师承遍及四部。……但其中以《左传》、《论衡》、《文心》三书尤具决定性作用。”“《左传》是刘知几史学入门师，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创建实录史学原理之实存典范，影响于《史通》字里行间。”“从《史通》所言史之大用与要务看，更显得知几是《左传》学派之传人。”（《刘知几实录史学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
许凌云提出，刘知几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史学传统，继承了扬雄、桓谭、王充以来的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著作，尤其是王充《论衡》和刘勰《文心雕龙》的撰述形式，写出了《史通》。许文重点分析了司马迁继《春秋》之业思想和所开创的通史家的道路、王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怀疑批判精神、刘勰的史学思想与《文心雕龙》的编纂形式对刘知几的影响（《刘知几学术思想渊源》，《齐鱼学刊》1992年第1期）。符定波认为，刘知几把“史识”作为“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高贵品质和勇敢精神，比孟子说得更明晰、更系统（《试论刘知几的史学渊源》，《常德师专学报》1982年第4期）。
谢保成指出，刘知几对历史著作的类别、源流和体例等方面的总结，是直接继承了《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分类和序论而加以理论化的（《〈隋书经籍志〉对〈史通〉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求实精神
李秋沅的《〈史通〉的求实精神》（《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一文认为，刘知几的求实精神表现有三：一是从史书的体裁、史书的体例和史书的语言三个方面，论述了史书的编纂必须“因俗”、“随时”，才能忠实地反映出历史面貌。二是贵直书，斥曲笔。三是信灾祥，重人事。
代继华的《刘知几论实录》（《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把唐初政治、史馆修史制度与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主张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刘知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从理论上对“实录”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总结，形成了独具特点的实录史学原则。他把史学同现实生活的关系、史学的社会功用、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以及史学家对入史人物、文章和事件等的选择、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都纳入了这一“原则”范畴，以此来剖析和评判史书、史学家。尤其是刘知几敢于尖锐地批评孔子、“御撰”《晋书》以及其它一些唐修“正史”、史馆所编撰的“唐史纪传”，等等，“实录”原则就是其坚实的基础和出发点。
史书评论
《史》、《汉》二史是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刘知几对于二人的评价表现出较多矛盾。80年代围绕刘氏是否“尊班抑马”出现争议。刘文英说，刘知几常推纪传体断代史，抑通史。抑马扬班，从当时编修史书的实际来看，也有道理（《〈史通〉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81年第6期）。许凌云的《试评刘知几纪传史评论的失误》（《中学历史教学》1983年第5期）、《刘知几“抑马扬班”辨》（《江汉论坛》1984年第11期）、《刘知几关于史议体例的评论》（《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三文主要认为刘知几从总体上贬低了司马迁而抬高了班固。
施丁认为，刘知几肯定了司马迁的独创精神、实录精神和史学才华。因此，全面来看，刘知几对《史记》是一分为二的，指出长短，而以长为主（《论刘知几和章学诚之评司马迁》，《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贾忠文指出：关于纪传史源流的评论，刘知几明确主张《史》祖《汉》流，并未抑马扬班。关于纪传史诸体评论，刘氏只是无创新而已，并无抑马之说。关于《史》、《汉》两家之评论，刘固然批《史》扬《汉》不少，但对《史记》赞誉和对《汉书》责难也很多，因此也谈不上“抑马扬班”（《〈史通〉“抑马扬班”再辨——与许凌云同志高榷》，《江汉论坛》1990年第10期）。
“史才三长论”
“三长论”指的是史学家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作为各种知识合理有序的搭配，是史学家能否胜任其研究和编史工作，尤其是其能否创造性地推动史学进步的关键条件之一。
许凌云认为，刘知几探讨史家主体意识即史家修养是对史学系统总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史学理论的灵魂和精髓。刘知几对此认识，主要表现在“史学三才论”和“书法直笔记”的理论体系中。这二者结合起来，构成刘知几对历史认识主体素质的全面要求（《论刘知几的史家主体意识》，《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
关于“三长论”何时提出，渊源何在，存在不同的看法。郑力认为，刘知几提出“三长论”，在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略论刘知几和他的〈史通〉》，《新建设》1958年第2期）。对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较普遍的意见认为是从古代的“文、事、义”和“意”演变而来的。“三长论”是对以往史学的总结，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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