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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法院招录公务员（息县 法官） ♂
息县法院招录公务员（息县 法官）“赶走”河道管理区内的违章建筑
来源：检察日报
本报讯（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胡传仁 翟强）被拆除的违章建筑物料被吊装到货车上运走，拆除现场有序而繁忙。这是河南省息县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近日在淮河干流某河段整改现场看到的景象。
2021年5月，息县检察院开展护佑淮河专项行动，组织检察干警对淮河流域（息县段）主干支流进行摸排。摸排中，检察干警发现位于孙庙乡月儿湾村淮河干流河道上有违章建筑，且有污水汇入干流。
经调查走访，办案检察官发现该河段内干流左侧有一栋两层钢结构板房，东西长约50米，南北长约5米，该板房建在河道管理区内，侵占了河道，且一层厕所产生的污水与生活废水直接流入淮河，对淮河水质造成了一定影响。
经询问附近相关人员，检察官得知该板房原是该乡村“乡稻空间”农业生态旅游园项目的一部分，因资金短缺、管理不善等，该生态旅游园目前处于倒闭状态。
办案检察官在调查取证时还发现，2021年4月，该县河长办已就河道管理范围内乱建板房问题向该乡政府下发了交办通知，要求该乡政府对相关问题应改尽改。同年5月，检察官发现该问题线索时，乡政府未能有效履行职责。
2021年8月，息县检察院根据调查情况，依法向该乡政府制发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及时对违章建筑进行拆除，封堵排污口，保障河道行洪安全，逐步恢复河道生态环境，同时加强日常管理。
今年7月，办案检察官对检察建议落实情况进行跟踪调查时发现，该违章建筑内仍有生活的痕迹，且一层厕所仅用黑色遮阳网遮挡，并未停止使用。检察官认为该乡政府怠于履行职责，存在虚假整改的问题，应当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经层报河南省检察院同意后，息县检察院依法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今年10月，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全部意见，一审判决该乡政府继续履行河道管理职责。该乡政府服判未上诉。判决生效后，该乡政府高度重视，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开展整改工作。
河南息县，崔女士遇到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在打印征信报告时，却发现稀里糊涂的多了一笔30万的贷款。银行方面虽然认可该笔贷款不是崔女士办理，也承诺整改。但2年多的时间里，银行却始终没有整改。直到贷款出现了逾期，崔女士也被列为了失信人员。崔女士十分气愤，将银行告上了法院。（来源：息县人民法院）
2018年的时候，崔女士在申请信用卡时获悉自己的征信有不良记录，崔女士十分疑惑，遂于2018年10月8日到征信中心打印征信报告，以便查看个究竟。
结果却让崔女士十分惊讶，《个人信用报告》显示，2016年10月，崔女士在某农商行有一笔30万的贷款未偿还。（但未出现逾期，只是尚未偿还完毕）
这让崔女士极其疑惑，自己根本就没有贷过款啊，怎么个人名下出现了一笔贷款呢？而且还是30万，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因与农商行沟通未果，崔女士便在2019年1月3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农商行为其恢复征信。（其实个人觉得，崔女士当时最好应当对贷款合同的效力问题一并起诉，确认该贷款无效。但崔女士并未将其列为诉讼请求，这也为日后埋下了隐患。）
案件审理期间，农商行于2019年1月29日出具了一份证明，主要内容为:
“该笔贷款崔女士未签字办理，后责成信贷员进行整改归还，该笔贷款未到期，也未对贷户征信造成不良影响”。
虽然该笔贷款并非崔女士签字办理，但崔女士的诉求并非针对该笔贷款的效力问题，而是要求农商行恢复其个人征信，但该笔贷款并未出现逾期的情况，因此对崔女士也未造成征信方面的实际损害，因此法院驳回了崔女士的诉讼请求。
崔女士虽然败诉，但考虑到农商行也认可了该笔贷款并非其本人办理，而且也承诺整改，因此也未提起上诉。崔女士认为既然农商行都这么说了，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但崔女士想错了。2021年12月17日，崔女士再次打印个人征信时，发现该笔贷款竟然仍未处理，而且显示已经逾期了，崔女士也成了失信人员。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失信人员”，并非强制执行阶段中的失信被执行人，而是金融系统中，因个人征信存在不良记录而被列为失信人员，当然，影响也是很大的）
这下可把崔女士气坏了！
2年多的时间，农商行根本就没有针对这笔30万的贷款进行整改，反而还出现逾期了！这明显是农商行不信守承诺，自己反倒成了失信人员！
气愤的崔女士再次将农商行告上了法院，要求农商行恢复其征信并赔偿精神损失、交通费等合计10000元。
其主要理由就是，出现逾期的这笔贷款明明就不是自己办理的，农商行也认可这事，但却迟迟不予处理，导致崔女士个人征信出了问题，这是对个人名誉权的侵犯。
农商行的答辩意见则显得十分苍白。其辩称，对于崔女士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主要证据就是崔女士的两份征信报告，以及农商行在2019年1月出具的那份承诺整改的证明）。
但农商行说，崔女士本身就有相应的信用记录，其主张精神损失没有依据。但其认可该笔30万的贷款，并非崔女士本人办理的借贷。
本案中，首先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个人征信（金融系统）是否属于名誉权保护的范围。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九条的规定：
民事主体可以依法查询自己的信用评价；发现信用评价不当的，有权提出异议并请求采取更正、删除等必要措施。信用评价人应当及时核查，经核查属实的，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崔女士对自己的个人征信存在异议，自然有权要求评价人及时核查，并有权要求恢复其征信。
同时，公民依法享有名誉权，具体而言，就是公民就其品质、信誉、声望等获得的社会评价，享有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
公民的个人金融信用，是其特定经济能力的表现，个人金融信用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其从事商业交易和社会活动的机会，并影响社会对其本人的评价。
因此，个人的金融信用，应当属于名誉权的保护范围。
具体到本案中，农商行在办理贷款时未尽审查义务，导致崔女士名下错误地出现了该笔30万的贷款，明显存在过错。应当及时予以整改，且农商行当时也承诺整改。
正是因为农商行的过错行为，导致了崔女士在征信中心产生了信用不良记录，影响社会对其名誉的公正评价，使其名誉受损。
这一损害后果，与农商行先后出现的过错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农商行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崔女士的名誉权。
因此，因贷款逾期产生的信用不良记录，与崔女士本人无关，农商行的答辩意见并无法律依据，故崔女士要求农商行恢复其个人征信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
同时因农商行的过错行为，确实给崔女士造成了生活上的不便及精神上的压力，故酌定由农商行赔偿崔女士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最终判令农商行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删除崔女士在个人征信系统中，因该笔30万元贷款产生的不良征信记录，并赔偿崔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河南#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案号：（2017）京0105刑再*号
原公诉机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人邢友良，男，1969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河南省息县，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曾因犯抢夺罪、盗窃罪于1987年10月31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因犯盗窃罪于1990年8月23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因犯抢劫罪、强奸罪于2006年8月16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罚金人民币二万四千元;因犯抢劫罪、强奸罪于2017年3月20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罚金人民币五万四千元，在服刑期间因涉嫌犯抢劫罪、强奸罪于2018年3月2日被解回再审，现羁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
原审判决认定：
一、2003年1月19日凌晨，被告人邢友良撬窗进入位于本市朝阳区X里X号楼X号的“XX美容美发厅”内，持刀抢劫在此住宿的女被害人王某人民币200元，并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被害人王某发生性关系。
二、2003年4月14日凌晨，被告人邢友良采用破坏玻璃门的方式进入本市朝阳区X里X楼X层“XXX美容美发中心”内，持刀威胁女被害人罗某某，并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
三、2004年4月9日6时许，被告人邢友良采用破坏门锁处纱网开门锁的方式进入本市朝阳区马道口X号楼X单元X室内，持刀威胁女被害人孙某，并用刀划伤被害人孙某左大腿部，强行与被害人孙某发生性关系，同时抢走孙某TCL牌移动电话一部，现金人民币170元。后经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孙某“左大腿外侧可见6处表皮划伤”，属轻微伤。
四、2004年10月18日4时许，被告人邢友良采用破坏窗户的手段进入本市朝阳区马道口X号楼X单元X号内，持改锥威胁女被害人杨某，强行与杨某发生性关系，并抢走杨某现金人民币3100元及移动电话一部、笔记本电脑一台、照相机一架、项链两条、单肩背包一个。
经再审查明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原审被告人邢友良以暴力、胁迫等方法多次入户抢劫公民财物，同时为满足个人淫欲，多次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分别构成抢劫罪和强奸罪，均应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判处刑罚并予以并罚。原审被告人邢友良涉及的四起犯罪，是在执行2006年8月本院所作出的刑事判决时发现的漏罪，依法应当与前罪所判刑罚实行数罪并罚。根据2011年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2011年4月30日以前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的，适用修正案前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本案涉及的四起犯罪均发生在2011年以前的，依据此解释应当适用修正案前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即“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原判对原审被告人邢友良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确属不当，应予以纠正。
综上，判决如下：
一、维持本院（2017）京0105刑初59号刑事判决第二项，即责令被告人邢友良退赔被害人王某人民币二百元；退赔被害人孙某人民币一百七十元；退赔被害人杨某人民币三千一百元。
二、撤销本院（2017）京0105刑初59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人邢友良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与前罪判处的刑罚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罚金人民币二万四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罚金人民币五万四千元。
三、原审被告人邢友良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与前罪判处的刑罚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罚金人民币二万四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罚金人民币五万四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5年9月16日起至2025年9月15日止。罚金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个月内缴纳）。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王律点评：本案是典型的“数罪并罚”，如果犯罪发生在2011年后，最高可以合并执行25年。
你能算清邢某到底犯了几个罪吗？欢迎评论区留言。（案例来源于裁判文书网，有删减）
@王立江律师 多学法，少吃亏！
#信阳头条#【人民财保信阳分公司拒绝理赔?法院：按时支付理赔金额414360元！】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2月18日，该网站发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保信阳分公司）、息县人民医院保险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驳回人民财保信阳分公司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次性支付给原告息县人民医院保险理赔款414360元。人民财保信阳分公司拒绝理赔？法院：按时支付理赔金额4143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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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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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被编入红军，1934年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1941年任新四军参谋长，1949年任解放军第15兵团首任政委，1958年任北京军区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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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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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毕业于厦门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1934年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1938年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1949年任第四野战军两广纵队政委，1950年任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
图四：
鲍启祥（1913—1967），河南省商城县人，终年5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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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烽公务员成绩（息烽2020事业单位笔试成绩）【#贵阳党史学习教育微课堂#丨没量坑红军烈士殉难处】在全党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之时，贵阳市融媒体中心统筹各区(市)县融媒体中心推出《贵阳党史学习教育微课堂》，采用富有感染力的画面和生动的叙事，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不断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激情，凝聚起闯新路、开新局、抢新机、出新绩的强大力量，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今日推出由息烽县融媒体中心参与制作的《贵阳党史学习教育微课堂丨没量坑红军烈士殉难处》，主要讲述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突破乌江天险进入息烽境内的牛场(今流长)，一名因生病与部队失散的红军在牛场(今流长)宋家寨，被地方武装“清乡团”害于洞中。扫描下方二维码观看↓↓↓ #贵阳喜迎建党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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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14日，24岁的张露萍和六名战友被国民党残忍杀死。死后却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直到几十年后才真相大白。
“徐大姐，我们活得亮亮，死，也要死得堂堂”。这是女版潜伏英雄张露萍牺牲前对“小萝卜头”妈妈徐林侠女士说的话。
张露萍的一生只有短暂的24个春秋。可是，她却带领着6位中共地下工作者，共同书写了共和国战士们与敌人斗智斗勇，宁死不屈，惊心动魄的潜伏史。
其实，张露萍不是她的本名，而是她为了方便地下工作而取的化名。她原名余家英，出生在四川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父母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认为女孩子也要多读书，长见识。在这样家庭氛围的影响下，她阅读广泛，好学上进，考上了成都中学。
由于大姐被旧军阀强迫拉去当小妾，她憎恨旧社会，渴望自由平等。进入成都中学学习后，她的思想慢慢发生了变化，她不再满足于读书长见识了。
高中阶段，她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跟着进步学生一起进行抗日救亡思想的宣传和演讲。这些爱国活动极大的锻炼和激发了张露萍的爱国主义情怀，她立志要为国家做一些事情。
1937年11月，在同学父亲车耀先的帮助下，她奔赴中共大后方延安。在这里，她完成了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并以优秀成绩毕业。
由于学习期间表现异常突出，且在这期间一直积极从事文化宣传工作，1938年10月，她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一年后，党组织决定派张露萍去重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她接受了组织安排。她的任务是：打入军统电报处，截获和传递情报，联络和保护地下党员。于是她化名为地下党员张蔚林的妹妹——张露萍，深入军统开始从事隐秘而危险的地下工作。
有一次，戴笠发给胡宗南的电报被张露萍她们截获了。这是一份让胡宗南派人破坏并收集陕甘宁根据地情报的重要电报。截获后，张露萍她们及时联系上级，送出消息，这让我们最终保护了根据地，取得了又一次反特务活动的胜利。
像这样截获国民党情报，让我党及时布防，让同志免遭杀害的事例还有很多，但这也引起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的怀疑。
一个偶然事件，导致张露萍她们暴露了。军统官员肖茂如因嫉妒张蔚林才能，用近日工作中烧坏了的真空电报管向张蔚林发难，把他关起来耍威风。但是张蔚林以为自己漏出了一些破绽，让人怀疑了。所以他从关押室逃了出来。
张蔚林的反常引起了戴笠的怀疑，他立即派人搜查了张蔚林的住处。在这里，他们搜出了地下人员名单和一些电台信息资料。此刻戴笠完全确定了张蔚林是地下党，于是他设下圈套等着抓捕张露萍及其他地下党员。
国民党们气急败坏，疯狂地派出特务大肆抓捕，张露萍由于收到转移的电报晚了一个小时，她不幸被捕了。她在军统秘密发展的地下党员也没能幸免，这就是轰动重庆的“军统电台案”。
在狱中，以戴笠为首的军统特务们对张露萍等人实施了各种酷刑——皮鞭拷打后浇上像辣椒水，坐老虎凳等，但张露萍她们始终没有被吓倒，更没有低头屈服。
1941年3月，一无所获的特务们只好把张露萍她们转移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在这里，她们几乎天天饱受着特务们的毒打，折磨和策反。可是，这样依然不能动摇张露萍她们那颗保持党性，坚守信仰的心。
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等七名地下战斗英雄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了。
牺牲当天，张露萍就从看管对她态度中敏锐地觉察到敌人要下手了。她淡定从容地换上自己干净的衣服，整理好自己的头发，然后和狱中的难友一一握手告别，最后，她亲了亲“小萝卜头”，毅然地跨出牢门。
英雄们就这样陨落了，一些不知道历史真相的人却把她们说成“叛徒”和“特务”。上世纪80年代，国家相关部门经过查阅资料和走访群众，才还原了这段历史的真相。
英雄可以潜伏，但她们的精神不会被淹没，不再被误解，不断被发扬：我们活得亮亮，死，也要死得堂堂。#头条创作挑战赛#
在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上，有一位红色女特工，她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开始做秘密情报工作，19岁不幸被捕，24岁被国民党秘密杀害，至死也保守党的秘密，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她叫张露萍。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余硕卿，曾用名黎琳。她1921年7月出生在四川崇庆县的一个军阀家庭。1937年，张露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都蜀华中学高中。在那里，张露萍认识了同班同学车崇英的父亲——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在车耀先的感染和引导下，张露萍加入了共产党的进步组织。
1937年12月，张露萍秘密离开成都来到延安抗大。1938年10月，17岁的张露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张露萍离开新婚不久的爱人回到四川开展统战工作。
在重庆，年轻的张露萍被南方局周恩来、叶剑英相中，受命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领导地下党军统电台特别支部开展工作。
最后，叶剑英严肃地说：“黎琳同志，从事地下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我们必须牢记地下工作的纪律——绝对忠诚，严守秘密，甘做无名英雄，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就这样，张露萍以照顾哥哥张蔚林的生活为由，和张蔚林共住一家，开展秘密工作。
1940年2月中旬的一天，张蔚林在工作时烧坏了一个珍贵的真空管，慌乱且情急之中做了一连串的违纪反应，让查岗的军统督察处处长叶翔之查获到了他私自存放的绝密情报手抄稿和军统电台人员花名册。
随之，军统电台特别支部暴露，张蔚林、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等6人受牵连。最后，张露萍也不幸被捕。这就是著名的“军统电台特支案”。
反复逼问、用尽手段也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确切消息，恼羞成怒而又无可奈何的戴笠判了张露萍等7人死刑，给他们戴上镣铐，以“军统特别严重违纪分子”的名义关入了白公馆监狱。
在白公馆期间，被关押的张露萍努力寻找一切机会和途径，坚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她把自己在延安学习的情况不断地讲给同志们听，并要求大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公开自己的真实情况，做到绝对忠诚，严守秘密，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1941年3月，在白公馆监狱没有关押多长时间，张露萍等7人就与其他被囚禁者一道，被押送到了贵州息烽监狱。
在息烽监狱，原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军事委员车耀先等同志秘密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作为“军统特别严重违纪分子”的张露萍等7人也不会被狱中的共产党员看作是自己人。
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等7人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贵州息烽快活林。直到牺牲的最后时刻，张露萍等人也始终没有公开过自己的身份。然而历史终究不会让英雄之名被遗忘，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真相也在有心人的推动下，一点点浮出水面。
尽管不了解张露萍等人被捕前的具体情况，但韩子栋在敌人的贵州息烽监狱和白公馆监狱都待过，对张露萍等人在狱中的表现是清楚的。他曾经说：“我对这些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们有深厚感情，我忘不了他们。”
1980年春，韩子栋获悉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查清在敌人监狱中遇难者问题的指示后，还特意写了《关于张露萍等七位共产党员在息烽集中营被敌人杀害的报告》。他在报告的最后写道:“我作为狱中中共地下支部负责人之一，完全可以为他们7人做证，证明他们确实是我党忠诚的党员，是杰出的爱国志士。”这份报告受到了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妇联的高度重视。于是，调查工作迅速展开。
然而在调查过程中，没有任何可以查证的资料来证明张露萍等人的真实身份。抱着最后的希望，1983年，调查组终于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张露萍和她领导的“电台特支”这才最终大白于天下。#党的女儿#
1941年夏，刘子洛在重庆磁器口童家桥军统特别政治训练班第一期结业后，因成绩较优，颇受负责人张国焘的赏识。
此时，蒋经国在赣南任行政专员，兼三青团江西支团部筹备处主任。他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青年干部训练班”，因苦于无特务人才，便来到重庆向戴笠要人，军统局便选派了刘子洛。刘子洛原在军统江西站工作，是该站派去带职学习的，理应回到江西。
1941年秋，刘子洛由重庆来到赣州，觉得一切都很新鲜。“除暴安良”四个特大的字下面写着“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五行较小的字。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蒋经国任专员时提出的“建设新赣南”的五大目标。
当时赣州属于后方，市面安宁中充满着热闹，又逢筹备庆祝蒋介石五五寿辰，因而显得一派繁忙。
蒋经国约刘子洛到专员公署见面。息烽三期(军统另一训练班)同学汪云龙也同时被接见。
在会客室等了约五分钟，蒋经国出来了。他先伸出手来和俩人握手，又询问了俩人的年龄、籍贯、经历等等，连说“来得好，来得好”。
蒋对陪同接见的秘书胡重义说:“把他们两位安排在三青团支团工作吧。”又回头问他俩：“你们意见如何?”俩人连声说好。
蒋经国又向胡重义交代：“把他们两位生活好好安排一下，办好后再告诉我。”大约一刻钟光景，会见便告结束。
第二天，俩人来到胡重义的办公室，他是三青江西支团部机要秘书。刘子洛的职务是机要秘书助理，汪云龙是组员。从此，刘子洛便成为蒋经国特务班子的成员之一。
蒋介石五五寿辰后，蒋经国约刘子洛谈话。他讲得很直爽，首先问刘在赣州的观感，接着说:“你是张国焘的学生，我们这里缺少你这样的人，想派你到瑞金、宁都、会昌、石城一带去看看，并组织那些地方分团部的情报网工作。这些都是共产党的老根据地，要把他们好好组织起来，有两个月的时间够吗?”
刘子洛说：“行！”
蒋经国又指示，此行主要是调查，其次是组织情报网，回来后要提出书面报告。
待刘子洛跑完这一趟，回到赣州已是1942年初春。刘子洛将调查报告送到蒋经国手中时，蒋很是高兴，指定刘子洛在三青团支团部，专门负责各地三青团分团部的特务情报活动。从此以后，那套登记接见的手续刘子洛就免了。
渐渐地，蒋经国发现刘子洛虽然不是自己培训出来的学生，然而交给刘的任务，刘都能圆满完成，因此开始对刘另眼相看。
刘子洛在赣南的表现，也为军统局所赏识。1942年，刘子洛才二十三岁，便军统局任命为江西站赣州组组长，辖区包括两个行政区、十八个县市，即第四区(赣州)和第八区(宁都)。
这时，刘子洛是双重身份，既是军统局江西站赣州组组长，又是蒋经国江西三青团支团部机要室秘书。秘书是块招牌，是公开的身份。他早晚到军统赣州组批阅文件，交代任务，例行的公事是与军统江西站通报(电台)两次，与重庆军统局通报一次。
刘子洛的赣州组组长身份，对蒋经国一直是保密的，因此，其他的大部分时间仍然在三青团工作。
军统局赣州组分公开和半公开两部分。一些机关负责人都有向州组秘密汇报工作的义务。它的权力很大，可利用公开组织为它服务，如要逮捕人，便指示警察局出面。
军统虽然权力大，可碰上了真正有背景的人，还是难免吃瘪。
1943年农历正月初二，军统局赣州组电台台长胡敬章请刘子洛全家看电影《董小宛》。刘全家三口排队买票时，胡敬章排在一位军官后面。
这些人男男女女，打打闹闹，不守秩序，踩到刘子洛儿子脚上，小孩哭了。胡敬章骂了一句，那军官打了胡一记耳光，胡用手电筒回了一棒，双方便大打出手。
刘子洛上前劝阻，那军官竟掏出手枪，但被刘子洛夺下。刘子洛大动肝火，狠狠揍了那军官一下，那家伙便灰溜溜地跑了。
不一会儿，保安司令部总队长刘德藩带领数十名武装人员赶到，方知是刘子洛所为。刘德藩说事情闹大了，蒋专员责问刘子洛为什么夺枪、打人。刘子洛说明经过后，刘德藩感到为难，说那个军官是蒋介石侍从室副侍从官，派到蒋经国处当科长，这件事得刘子洛亲去向蒋经国说明。
第二天，刘子洛去见蒋经国。蒋上来就先骂了刘几句，又说:“想不到雨农(戴笠)兄派你来，破坏了我新赣南秩序。”
刘子洛只好先认了错，然后再讲明原委。可那位侍从官向侍从室告状，说刘子洛有地下党嫌疑，破坏新赣南秩序。侍从室把电报交给戴笠，戴笠便不问青红皂白，于7月间来电:“着将刘子洛解渝法办。”
刘子洛回渝后，就蹲了禁闭室。后来，蒋经国到了重庆，刘子洛的问题才算弄清楚，冤枉坐了八十天的禁闭。
以后，军统局调刘子洛任南昌前线战地工作队队长，他从此结束了与蒋经国的关系。抗战胜利后，刘子洛到南京，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蒋经国任局长)见到了蒋经国，蒋经国还热情地与刘子洛握手叙旧，令刘子洛感慨万千。
戴笠与周佛海建立联系之后，马上派了一些精干的人员渗透在周佛海的身边。
周佛海一手组建的税警总团，一向有南京“禁卫军”的称呼，不但装备好，人员也是经过精心的挑选。1942年，戴笠指派军统精悍分子徐肇明、杜伯威表示要效力于税警总团，周佛海心领神会，立即将二人委以重任。
周佛海虽然已经跟戴笠搭上了关系，但没有见到蒋介石的态度，他的心底仍不是很踏实。于是，1943年2月，周佛海派程克祥辗转回到了重庆，主要任务是将周佛海的一封亲笔信，请戴笠转交蒋介石。
程克祥也是重庆方面的一位老牌特工。1926年，程克样还在上海大学就读时，校长于右任即发现了他的特工天分。到了1936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夜，程克祥在恩师于右任的举荐下，便正式加入了军统。
随后，程克祥一度潜伏在上海日本特务机关及海军报道部担任顾问，搜集过与王克敏、梁鸿志临时政权相关的种种情报。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程克样浑水摸鱼地钻进了汪伪政府中，混得还不错。
当时，在军统八仙过海的各类潜伏组织中，程克祥、彭寿、彭盛木三人组成的潜伏小组，成绩是相当好的。彭盛木娶有一个日本妻子，平时处事奉行沉默是金。周佛海看中彭盛木持重的一面，选其为自己的日文秘书，彭便有了许多的机会跟随周参加各种机要会谈。所以，这个小组搞到的情报，政治军事上的价值都很大。
1941年1月，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被76号起获，“一程二彭”潜伏小组一并被李士群收入罗网。不久，周佛海爱惜程克祥是个人才，出面为其保释，经汪精卫首肯，程克祥竟然重新恢复了自由。
鉴于这样一份渊源，周佛海才将送信这干系身家性命的担子给程克祥去承担。
周佛海曾是蒋介石身边用熟的旧人，蒋介石了解周佛海“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个性，所以蒋可以给予周佛海某种程度的许诺，但不能留下把柄。于是，蒋介石给周佛海写了纸励有加的便条:“君有悔过之意，甚佳。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今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安排，望勿忘。”
只是末尾签字的时候，蒋介石没有署上“蒋中正”的大名，而只签署了“知名不具”四字。
随后，戴笠在上清寺官邸，对于程克祥一番勉励之后，复任命程为军统南京区区长，主要任务就是保证周佛海与重庆之间的联络通畅。自从钱新民的军统南京区垮掉以后，军统有两年始终无法在南京恢复基层网络。现在有了周佛海，戴笠立即着手恢复南京站，新任站长周镐与程克祥同期抵达南京。
周镐来到南京时，还带来了周佛海母亲、岳父等人的照片。周镐谈起周佛海母亲马老夫人的生活近况，口口声声必称老伯母，因此二周的相见是愉悦的。
据说，周佛海为了表示自己的亲昵之意，特地请来了李顺昌呢绒服装商店的裁剪师，给周镐定制了六套全毛高级中山装制服。他笑着跟周镐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在场面上混，这个方面不能忽视。”
周佛海安排周镐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处第六科任少将科长。有周佛海替周镐罩住，南京站的恢复很顺利。
周镐组站，抛弃了过去大而全、多且混的大手笔铺展方式，仅建立了八个精悍的潜伏小组。手下干将有沈三北、刘振汉、张作安、杨叔丹、王捷三、洪侠、张恒等人。
其中，杨叔丹、张恒、祝晴川等人，俱为周镐新吸纳入军统组织的汪伪政府要害部门工作人员。周镐透过自己的消息网，将搜集到的宁沪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送回重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不堪，使得周镐幡然反正。他加入到我党阵营，并且担任华东局“六工委”的负责人(一个地下特工策反机构)。
此后，周镐到淮海前线策反刘汝明、孙良诚时，被反复无常的孙良诚出卖。并于1949年2月，被毛人凤下令枪杀于南京宁海路19号的保密局看守所之内，不幸牺牲。
继续回到话题，戴笠原本就是一个孝子，与周佛海有着大抵相似的家世背景，两人均是幼失严父，倚靠着慈母的独力支撑长大成人。也许是出于此，戴笠对于周母马老太太的照顾，可以用无微不至来形容。
1944年冬天，马老太太在息烽突患重病，戴笠立即派专人护送至贵阳中央医院去医治。马老太太去世后，周佛海在南京，自然无力回到灵前承担孝子责任。戴笠便以契弟的身分。替代周佛海做孝子，披麻戴孝地长跪于马老太太的棺梓前不起，其哭甚哀。随后，戴笠还将周母风光大敛的过程拍成照片，寄给周佛海。
戴笠甚至还手书一幅周佛海早年离家时，口吟即成的一首安慰慈母的诗句条幅，高挂于周母的灵堂之上：
溟蒙江雾暗，寥落曙星稀。
世乱民多散，年荒鬼亦饥。
心伤慈母线，泪染旧征衣。
回首风尘里，中原血正飞。
戴笠如此这般，周佛海对于重庆方面的一些要求，也不得不尽力去办。
抗战期间，蒋介石给敌后特工规定的三大任务分别是:收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暗杀锄奸破坏活动，以及对于汪伪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
抗战早期，沪宁地区的重庆方面特工工作，主要围绕着前面两项来展开。太平洋战事爆发后，蒋介石指示军统、中统各情治单位，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对汪伪政权人员的分化瓦解方面。
在这方面，军统的成绩也要好过中统。因为早在1940年1月3日，军统便与杜月笙联手策反了高宗武和陶希圣。
当时，陶希圣、高宗武正作为汪精卫的全权代表，负责与日本人签订《汪日密约》。二人被日本人骗到了现场，内心志忑不安地把密约展开一看，发现内容已经跟最初的协议有了很大的改变。二人即时便有了被汪精卫骗上贼船的感觉，内心相当矛盾。
据说，当时困守于上海家中的陶希圣，百愁莫解。高宗武在《深入虎穴》一书中写出了陶希圣的困境，更写出了陶妻万冰如的敢作敢当、深明大义。
当时，坐在餐桌旁的陶希圣，失神地望着自己的妻儿，口中喃喃地说:“完了，完了，这一回，是彻底的完了。不签便是立即死在这里!签了呢，可能活得比死还坏!冰如，你讲，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万冰如出嫁前是个传统的大家闺秀，接下来，她却当着几个孩子的面，表情甚是淡定地讲出了一段平地起风雷的话:“希圣，你晓得的，我跟了你十几年，对于你事业上的事情，从来没有多过一句闲话。可是，今天，你要是敢签这个字，我一枪就打爆你的脑袋!”
如此，书生陶希圣竟然在人生悬崖边缘，惊惧地立稳了脚步。后来，陶、高二人在杜月笙管家万墨林帮助下，偷偷逃到了香港，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公布了《汪日密约》。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高陶出走案件”。
陶希圣与陈公博，当年算得上是汪精卫的一双左膀右臂。陶希圣迷途知返，对于自己当初的荒诞，以及汪精卫的一意孤执，留下了著名的“毒酒论”之学说：“当初的行为，真好比喝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精卫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又索性喝了下去。”
后来，随着形势发展，蒋介石对于军统、中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今后把目光盯住汪伪政权的二三号人物身上。
徐恩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可以把陈公博（汪伪二号人物）、丁默邨数人搞掂。如此形势之下，戴笠只好把自己的目标锁定在了汪伪三号人物周佛海身上，并把任务交给了唐生明。
唐生明来到南京后，见周佛海既执师生之大礼，彼此又是湖南老乡，在很短时间内便成了可以时常到周府登门拜访的熟客。
有一回，唐生明、徐来夫妇到周府闲坐，见只有周妻杨淑慧一人，寂坐于客厅之中。询问才知，周佛海心情不太好，早早躺下了。
这段时间，徐来跟杨淑慧相处得十分热乎。
虽然周佛海向杨淑慧叮嘱过，在事情没有安排妥当之前，千万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可是，面对徐来的真诚安慰，杨淑慧按捺不住，还是絮絮叨叨地倾述一通。
原来，周佛海虽在政治上不堪，却是个注重家庭观念的人。抗战开始后，周佛海的母亲马氏，以及杨淑慧的父亲、继母、妹妹等一大帮子人，都被羁绊在了湖南原籍，不知道是生是死。于是，周佛海打算通过潜伏在湖南的特工，设法打听亲人下落。一旦时机合适，把亲人暗暗地接来南京。
这段时间，唐生明正在苦思攻破周佛海的对策，他当即敏锐地意识到，这正是一个可资利用的突破口。他回到自己住处后，立即电告戴笠，迅速把周佛海的老母亲、老岳父弄到手。
军统立即撒开罗网，在湘潭与沅陵一带明察暗访，终于抢先周佛海一步，找到了他的老母亲以及岳父等六人。随后，戴笠把他们好吃好住地安置在了贵州息烽。
很快，周佛海便收到了湖南亲友的来信，这才得知老母亲与老岳父，均被军统控制住了。
与此同时，戴笠还指示军统“上海预备区”(第二区)区长姜绍漠(第二区专司情报收集与策反，工作性质比陈恭澍上海区搞暗杀的武夫隐蔽许多，因此坚持到了抗战结束)，利用一切手段将周佛海家人失踪的消息散布出去。结果，第二天，周佛海的官邸蜂拥而来了许多记者。
周佛海已猜到这是军统在做手脚，因此，便跟媒体们说:“我还是不相信那是重庆当局指使做出的事情，一定是某些地方无知者的肆意行为，我衷心地相信自己垂垂老矣的至亲们，能安然地度过他们的晚年。”
记者走后，周佛海知道唐生明与戴笠的交情，便不再对他掩饰自己的焦虑。唐生明明白了周佛海的意思，立即表态，一定请那边的朋友将周母等人的生活安排妥当。
在唐生明“走过关系”之后，戴笠安排周佛海的岳父杨卓茂给周佛海夫妇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的生活有戴局长细致的规划，一切都是好的，你们大可不必为此忧心。倒是你们在外面，一时做错了事、走错了路也不大紧，人谁能保证一辈子不走歧途?
杨卓茂还特地转述了周母的一句话，作为此信的结尾：要做忠臣，不能给周家祖先和子孙丢脸。
于是，周佛海让唐生明托人给戴笠带去了一封感谢信，戴笠回信的执辞也是谦和平静。如此，1942年之后，戴笠与周佛海之间便建立起了直接联系的通道。
1939年深秋，18岁的张露萍接受组织的委派，与新婚的丈夫告别，踏上了我党隐蔽战线工作的征程。没想到延安这一别，就是永远。
张露萍乘渡轮来到了重庆，她买了一包五彩水果糖，托人带去给丈夫，表达了自己对丈夫深深的眷恋。
当她知道自己已怀有身孕即将做妈妈时，喜悦之情由然而生，此时她沉浸在幸福之中！
片刻后，她沉静下来，想到隐秘工作，危险如影随行，一点点蛛丝，稍有不慎，损失可能是毁灭性的。
经过再三思虑，她认为自己还年轻，相信以后会有孩子的，于是决定舍去孩子。
这次组织委派给她，以张蔚林妹妹的名义寻找失散多年的哥哥，借机打入军统，潜伏在戴笠身边，为我党传递情报，张蔚林已事先电讯台潜伏下来。
张露萍到电讯台找哥哥时，她就宣称自己是从上海来的，刚高中毕业，还有想继续考大学愿望。
她与人打交道时总给人以一副涉世未深的小女孩样儿，电汛台里的工作人员都把她当作一个小妹妹来看待，“中统”对她放松了警惕。
除了做传递情报的工作外，张露萍还利用自己的交际方面的优势，在电讯台发展党员，她与张蔚林一起先后发展了4位党员。
后来组织决定在电讯台成立党的地下特别支部，张露萍任支部书记，在张露萍的领导下，7名党员分别担任发报、破译等各项任务，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像是一把出鞘的利刃，插入敌人的心脏。
就这样，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总统”的电台参与了报务、密码等多部门的工作，他们先后向延安传递了300多台电报的密码、波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一次，他们获悉了一条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军统派遣“三人小组”，携带美制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延安搜取情报，张露萍立即把这一情报传送出去。
在“三人小组”到达边区地界时，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缴获了美制电台
在同年4月，我党一地下联络站被军统发现，军统准备在晚上联络站举行联席会时，将地下党一网打尽。
张露萍在得知后，来不及通过他人通知，她立刻趁夜色自己直接到联络站，递上“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就匆匆离去（按地下工作的规定是不允许的）。
“打入共产党建立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秘密行动又被走漏，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通敌？”想到此，戴坐从头到脚直冒冷汗：好家伙，竟然在我身边埋炸弹！
戴笠开始着手对电讯台进行大清洗，“七人小组”成员，先后被捕。
这就是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蒋介石大发雷霆：国民党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大骂戴笠无能：“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
重庆军统电讯总台因此番而深受重创，几近瘫痪，戴笠最后下令停止收发报，更换电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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