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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2014天津市公务员考试（2017年天津市公务员考试公告）
2014天津市公务员考试（2017年天津市公务员考试公告） ♂
2014天津市公务员考试（2017年天津市公务员考试公告）2014年，天津，望着头发花白的老妇，男人有些不耐烦: “何必折磨自己呢？这么大年龄了，认清现实吧！不行就是不行！”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男人对一个老妇如此不耐烦？
如果你也想知道，请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1936年，天津，薛敏修出身在一个普通人家。
1954年，从哈尔滨卫生学校毕业后，这个勤快伶俐的姑娘顺利分配至西安临潼疗养院工作。
即使拥有这份在当时无数人眼中“铁饭碗”的工作，薛敏修也没有忘记提升自己。
1957年，通过努力自学，她考取了西北大学的本科。
但由于工作原因，她最终与上大学的梦想失之交臂。
但这并没有阻止薛敏修继续学习的步伐——
1958年，她返回了天津，再次参加高考，可由于种种原因，她并未被录取。
更为遗憾的是，这时的薛敏修，已经25岁，超出了高考限制年龄，她明白，这一辈子，自己大学无缘了……
但那执着于心的梦想，虽被搁置，但从未消失——
2011年，当取消高考年龄限制的消息传来，薛敏修心中尘封多年的大学梦再一次被点燃。
此时，她已经75岁，退休年龄都过了好久，可是，她还是决定为梦想疯狂一次——
她知识底子薄，所以，她先报名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大专课程。
可是，不同于别的人，她在选择专业方面，没有刻意回避困难，而是顺应时代选择了电子商务专业。
而这个专业，需要大量运用电脑，在当时，电脑还是一个新兴事物，对于年轻人都不容易，对于薛敏修这个六旬老人就更加艰难。
但是薛敏修并不畏惧困难，她放下面子，放低身段，每每遇到不懂的地方，她先做好笔记，或查阅书籍，或像个“孩子”一样，虚心求教，努力为自己积累知识。
2013年，薛敏修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电子商务专业毕业，获得大专学位。
拥有专科学历后，薛敏修并不满足，她开始考虑读本科。
但是，此时的她，已经77岁了，身体也大不如前，不能出远门。
那么，她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大学梦吗？
正当她一筹莫展的时候，“现代远程教育”出现在她的视野中。
这种学习方式，对上课时间任何地点没有要求，对年龄也没有限制，正符合薛敏修的要求。
2014年，当她出现在天津大学网络学院的招生处，立即引起了轰动。
77岁的她，一度被工作人员认为是帮孙子报名“奶奶”。
但她却不喜欢别人叫她奶奶，总是说“请叫我薛敏修同学”。
进入大学的“薛敏修”同学，拥有比年轻人更拼的勤奋——
每天早上5点起床，打开电脑学习几个小时后，再洗漱、吃早餐；
4年间，因为怕耽误学习，家里的电视机从没有开过；
每次学习时，薛敏修都力求做到最好，别人刷分是得过且过，而她，却总是不拿到100分“决不罢休”。
有一次，为了做对一道题，她硬是做了 70 多次！
然而，尽管非常努力认真，但毕竟年龄太大，薛敏修的求学路并不顺畅——
刚上学时，因为薛敏修基础差、记性不好，教数据库基础的老师毫不客气地“劝”她退学；
高等数学对她而言，如同“天书”一般，可是即使听不懂，她依旧强迫自己努力去学，哪怕一个问题反复十次、百次，她也毫不气馁；
可是，即使如此发奋，一个学期下来，5门课程，薛敏修仍有2门课程不及格。
对此，薛敏修虽然难过，但是却没有想过放弃或者“抄近道”。
“考不过就补考呗，反正我不带‘小条’。”
时间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
在努力完成学习的同学，薛敏修还十分注重个人兴趣发展——
摄影、滑冰、游泳、骑车、田径样样精通；
除此之外，薛敏修还会五门语言：中文、英语、法语、俄语、拉丁语；
因为一直在自学计算机，薛敏修还会制作Excel表格，甚至还会使用photoshop修图，成了名副其实的“乘风破浪的奶奶！”
2018年1月20日，薛敏修顺利地拿到了天津大学电子商务专业本科证书。
时隔62年，薛敏修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
在毕业典礼上，薛敏修深情地说:
“对我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地去生活，不要屈服于同龄人的压力，时间有限，不要囿于成见，不要让别人的观点淹没自己的初衷。最主要的是，要有自己走下去的勇气……”
是啊，人生在世，谁也无法逃脱岁月的侵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变老。
真正的衰老不是容颜的逝去，而是内心的妥协。
衰老从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年轻过。
只有和它和解，直面它，才能战胜它。
我们应当愿意拥抱20岁懵懂的自己，也愿意拥抱40岁成熟的自己；
我们应该鼓励30岁的自己大胆去闯，也愿意鼓励60岁的自己放手一搏。
不枉度时光匆匆，便无惧年华老去。
充分地活过，尽情地爱过。
一程有一程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惊艳。
只要保持对世界的好奇，那么，我们就不会变老，只会变好。
毕竟，人生从来没有太晚的开始，不是吗？
#勇敢的她# #头条故事会# #看见TA的光芒#
2022河西区一模、南开区一模心照不宣地考查了指对超越函数的图象问题。这是一类前几年的网红题，源自2014年全国1的压轴题。在2017-2018年天津卷练习中风靡过一阵。基本公认称其类型为“凹凸反转”，我一般叫“指对分离”。叫什么无所谓。主要源自于指对超越函数的图象特质:单峰(谷)值函数。
不过，今年考这个总感觉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好像是2017年[泪奔][泪奔][泪奔]
2014—2015 深蓝在天津的小家 那些真实的瞬间 一个人过了那么久 她就像一棵顽强的小草 过了一年又一年 生生不息 只等那个有缘的人 把她领走 娶回家 过日子 没有就自己过日子 这一过 就是22年 太可怕了！深蓝一个人走过了22年 人生无悔 人间值得 我没负岁月 也对得起任何人 问心无愧
#时光深巷旧回忆# #那年那月#
天津全域实行烟花爆竹禁放。
针对关于网络上流传的“天津市解禁烟花爆竹”的消息，天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六支队队长李世文警官表示“今年依然实施烟花爆竹的禁放政策”。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烟花爆竹也在公共政策中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否定之否定”，但最终在2014年12月，正式把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列入法规。
平常的日子，比如婚丧嫁娶，开业庆典，乔迁之喜，这些时刻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大家已认可共识，现在争议大的就是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的燃放是否可行？
2014奉化公务员职位表（奉化公务员面试名单） ♂
2014奉化公务员职位表（奉化公务员面试名单）1945年，蒋经国与蒋方良的第三个孩子（第二个儿子）蒋孝武出生于老家奉化。
蒋孝武从小心眼多，而且吝啬。蒋介石每每端坐在椅子或沙发上看着两个孙子嬉闹时，常对身边的人说:“这个孝武啊，眼睛经常动不动就眨呀眨的，可见他是个计谋多端的鬼灵精。”
每年大年初一，蒋孝武便让母亲为他和弟弟孝勇梳洗打扮一番，提上小礼物到士林官邸向蒋介石、宋美龄鞠躬拜年，然后用小礼物换回爷爷手中的大礼物和红包。
蒋孝武很快便会找个借口回家，把自己的礼物和红包藏起来，然后走到蒋孝勇身边，哄他说:“阿弟啊!你的钱真多哎，我没有钱，我们一起出去玩，你要多花钱噢!”不费吹灰之力，蒋孝勇手中的钱就被他骗光了。
有一次，他和蒋孝勇上街买奖券，钱是蒋孝勇花的，但他的奖券却中奖了，他怎么也不肯分些给蒋孝勇。后来家中人哄他请客，他硬是一个子儿也不肯掏。
随着年龄的增长，蒋孝武的性格变得倔强、任性。中学毕业后曾在凤山陆军军官学校受过短期军事教育，然后进入台湾大学政治系就读。随后赴德留学于慕尼黑政治学院。1974年在台获“中国文化学院中美关系研究所”法学硕士学位。
蒋孝武在台湾社会谋求发展之时，正值蒋孝文病魔缠身之际，因此蒋家上下均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在三个领域进行重点培养。
一、1969年，蒋孝武开始进入文化领域中磨炼，这样即可以控制宣传口，又能树立形象。但是他十几年文化领域工作的名声并不佳，乏善可陈。
由于许多趋炎附势者奉承其后，外界经常传出蒋孝武跟哪个歌星、舞星、影星的风风雨雨。此事为蒋经国所悉，勒令其除主管的台湾“中央广播电台”、“中国广播公司”以外，其余所兼职务一律撤销，责其闭门读书自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蒋孝武的飞扬跋扈一度有所收敛，即与此有关。
二、为了使蒋孝武尽快进入接班人角色，他刚从德国归来不久，就被蒋经国安排进国民党党务部门见习，即可以熟悉党内程序，又能联络“拥蒋”元老重臣，引为日后辅弼。
三、早在主持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工作期间，蒋孝武就已经开始涉足国民党的情报系统。1976年，蒋经国又安排他出任“国安会议”执行秘书一职，更是直接进入到台湾情报系统的核心层面。
在台湾这样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谁掌握有军队谁就是强人，而欲治军，则必须先从“情报”工作入手。当年蒋介石就是循此“捷径”授权蒋经国“接班”的，现在蒋经国又如法炮制。
但是，蒋经国时代已不比从前蒋介石独裁，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培养蒋孝武，只有暗中助力。
事实上，蒋孝武无论就阅历经验或是素质才干，与其父相比都不能同日而语。有鉴于此，蒋经国有意识地放慢他的晋升速度，一方面锻炼他的韧性和意志力，另一方面减少外界的种种非议。
1981年，国民党“十二全”举新一届的“中央委员”，蒋孝武被列入候选名单，但最后都在蒋经国那里被打了回票，蒋经国态度很明确:“免议”。
然而，蒋孝武自小至大都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不知不觉养成了骄横乖张之气，性格暴躁反复无常，难成大器。
有一次，蒋孝武请外籍公司老板到自己的寓所赴宴，不料酒过三巡，蒋孝武喝得酩酊大醉，借酒装疯，信口大骂:“把一切帝国主义走狗赶出去！”弄得所有来宾面面相觑，尴尬异常，最后不欢而散。
蒋孝武同台湾黑社会的关系也是如此，一度称兄道弟，亲如一家。忽一日，蒋孝武觉得无聊、烦闷，又组织力量“扫黑”，令人难以捉摸。
蒋孝武口拙不善言谈，因此涉入政界后，有意识地模仿其父、其祖父的神秘感。他平时外出总是戴着一副遮目的大墨镜，行迹无常，加上一直插手台湾的情报系统，外界对他素无好感，有“畏”无敬。
再加上一批想凭借拥立“太子”得势的人，极尽奉承之能事，怂恿他到处插手揽权准备接班。蒋孝武不知深浅，俨然以“蒋家法统继承人”自居，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最终“江南命案”的发生，断送了他的前程。
江南，原是蒋经国一手培的政工人员，后赴美定居，积多年之心血写成《蒋经国传》，于1984年在美国正式出版，风行一时。由于其中用了大量篇幅披露蒋氏父子的劣迹，引起台湾当局的惊怒。
蒋孝武自作主张，秘密策划台湾情报机关与黑社会联手刺杀江南，在台湾内外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使蒋经国苦心经营的“民主”与“法治”形象毁于一旦。
为了平息事态，同时蒋经国也看出蒋孝武“不堪造就”，只好于1986年将蒋孝武外放出岛，让他远赴新加坡“屈就”台湾国民党政权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之职，岛内所兼各职一并免除。从此而后，蒋孝武的政治生命事实上已告结束。
蒋孝武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都是在台湾岛外度过的。1988年，他在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的位置上转正。1990年起又调任“亚东关系协会”台湾驻日本代表一职。
由于家族的遗传，蒋孝武自进入中年以后就发现患有糖尿病、高血脂症和慢性胰脏炎。1991年6月，蒋孝武回台湾住院治疗，7月1日因急性心脏衰竭施救无效病故。
#电视剧香山叶正红# 两对父子的差距！
到解放战争的尾声阶段，双方统帅的两位“公子”，都经常性出现在父亲身边，那就是毛岸英和蒋经国，然而两个人的身份和做派却是完全不同的，值得深思。
小蒋在上海打虎失败以后，一度很气馁，后来跟着陈诚赴台混了几天，职务是“省党部主任”，但是很快就被召回奉化，一直随侍在老蒋身侧，俨然成为“大内总管”，跟俞济时一文一武。
主要原因是在众叛亲离之下，老蒋可以绝对信任的人不多了，儿子总是可靠的。同时，老蒋也轻易不让小蒋出去只身犯险，因为到处都不太安全，记得曾经代表老蒋慰问过宋希濂。
不过绝大部分时间，还是呆在老蒋身边。而且小蒋虽然职务不高，权力却已经很大，因为他可以“参赞军机”，代表老蒋传达一些命令，或者直接替父接见下属，安排警卫等等，甚至可以要求汤恩伯照顾青年军。
但是毛岸英就不同了，先是到晋西北搞土改，从西柏坡进北平时，又参加了社会部（正式身份是社会部秘书）直属工兵大队，那是要先去香山排雷排爆的。上海解放后，该大队又被调去，所以毛氏父子其实是聚少离多。
最关键的是，他没有因为是主席的儿子，就年纪轻轻身居高位，而是始终在第一线默默工作，主席也不会安排他在身边担任任何职务，即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岸英还是去了工厂里面任职。
差距啊，老蒋只会任人为亲，只用心腹和亲戚，包括身边的若干重要幕僚，要么是老乡，要么是亲戚，比如毛邦初、毛庆祥、俞济时、王世和等等，搞小圈圈。对小蒋的提拔，也明显的不符合“标准”，回国一年，就是江西第四区的保安司令。
而到了1950年，毛岸英更是直接去了抗美援朝前线，职务也不过是司令部秘书。#历史冷知识.#
1948年8月，蒋经国带着大批人员来到上海，他宣称：“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将永无宁日。”还喊出：“不惜以人头来平抑物价”、“打倒豪门资本”、“铲除腐败势力和地痞流氓”、“打倒奸商和投机倒把”。
蒋经国规定：“从（1948年）8月19日起发行金圆券，10月22日以前完成收兑法币；9月30日以前收兑群众的黄金、白银和外币，违者严惩。”
为此，蒋经国还组织了被称为“打虎队”的执法队伍，在上海街头日夜巡查。一时间，大有“山雨欲来”，必欲把上海的“经济老虎”一网打尽之势。这些措施也确实处置了一批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套取外汇、私藏黄金等的罪犯。蒋经国说：“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大权势，一旦犯了国法，就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
贾亦斌看到蒋经国在上海开局还搞得不错，在稳定物价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他对蒋经国是支持的。但蒋经国能否坚持到底，贾亦斌持怀疑态度。他当面对蒋经国说：“我担心你的后劲。不要雷声大、雨点小，或者是打苍蝇不打老虎啊！”
结果果然不出贾亦斌所料。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上海扬子公司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此事尽人皆知。就在蒋经国雷厉风行“打老虎”的时候，孔令侃有恃无恐地顶风同蒋经国对着干。蒋经国一怒之下，将扬子公司查封了，但对孔令侃本人却迟迟不动手。
贾亦斌问蒋经国：“孔令侃一案，你打算怎么办？”
蒋经国无可奈何地说道：“他没有犯法，叫我怎么办？”原来蒋经国也有难言之隐：宋美龄把蒋介石请了出来进行干预，上海扬子公司和孔令侃问题便不了了之。蒋经国的所谓“打虎”也就以虎头蛇尾而告终。
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青年军第一批复员7.6万余人，作为预备役干部，被安置在嘉兴、杭州、重庆、汉中等地的34所青年中学。1948年10月，蒋介石决定在江南组建30个新军，以补充被歼灭的国民党军部队，并妄图“划江而治”。国民党为解决新军的军官问题，由其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林蔚同预备干部局代理局长贾亦斌商定：在南京成立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招收的学员享受准尉待遇，训练三个月结业，分派到新军担任排、连长。
1948年11月，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在南京正式成立，总队长由贾亦斌兼任。学员大部分来自第一批复员的“青年军”，少部分是镇江和滁县的青年军伤病员，共1000余人。
贾亦斌与段伯宇、刘农畯是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的同班同学，他们关系密切，对国民党的腐败极为不满。1946年他们在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后，刘农畯被派到国民党伞兵第三团任团长，段伯宇被派到军务局任职。他们在南京经常会面，纵论时局和个人出路。
一天，贾亦斌、刘农畯、段伯宇等举行聚会，商讨举行起义的问题。贾亦斌提出，由他自己率领预干总队占领南京紫金山，控制制高点；由刘农畯率伞兵第三团占领飞机场，然后将蒋介石等在南京的主要军政人员抓起来。段伯宇是地下党，但同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他认为，组织武装起义，道路是正确的，但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警卫森严，必须积蓄力量，周密准备，不能匆促行事。贾亦斌和刘农畯认为段伯宇的意见很有道理。大家经过深入研究，达成一致意见如下：必须掌握军队，紧密团结，以待时机。更为重要的是，要想方设法同党组织取得联络，争取到支持和领导。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回到奉化溪口镇，转入幕后发号施令。南京国防部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对伞兵部队和预干部队进行调动，重新部署，并将预备干部训练团加以扩充，由一个总队扩建为三个总队：预干团第一总队驻在嘉兴，仍由贾亦斌兼任第一总队总队长；黎天铎、林新勉、潘振球为少将副总队长，文承三、祁宗汉为上校总队副。总队部秘书张文藻，是地下党。
贾亦斌感到，这是掌握和扩大武装力量的“天赐良机”，必须紧紧抓住。于是，全总队由原来的1000多人扩充到将近4000人。他将自己的亲信、骨干、部属以及被我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归队的军官，全部安排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第二总队3000多人，由贾亦斌派亲信徐云胜和杨锦枫任正副总队长，驻在重庆复兴关。第三总队2000多人，驻在汉中，总队长为蒋得。
与此同时，段伯宇想方设法找到了党组织。此后，贾亦斌与刘农畯等人分头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贾亦斌的行动引起了特务机关的怀疑。1949年3月初，蒋经国电令贾亦斌到溪口去见蒋介石。贾亦斌沉着冷静，应对裕如，终于化险为夷。他在溪口停留十来天，经过蒋经国的允诺后，匆忙返回上海。
然而，蒋介石父子对贾亦斌仍不放心。3月12日，蒋介石一纸命令将贾亦斌的预干局代局长、训练团团长、总队长三个职务全部撤销，派到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工作。消息传到第一总队，全体官兵哗然。新任总队长黎天铎，唯恐闹出大乱子，力劝贾亦斌留下做工作，才使得局势稳定下来。
贾亦斌知道机会稍纵即逝，开始积极筹划，于4月9日在嘉兴发起起义。得知部下兼好友的贾亦斌起义，蒋经国吃惊的半天说不出话来。
1950年6月18日凌晨，被关押在台北的陈仪被唤醒，一纸死刑的执行命令递到他的手中。执行官是蒋鼎文，陈仪只说了一声“好吧”，沐浴更衣后，从容不迫地系好那条他最爱的白底黑点领带。
蒋鼎文命行刑士兵捧来酒和食物，陈仪摆摆手，说：“用不着，走吧！”蒋鼎文示意两个士兵向前搀扶，陈仪一甩两臂，昂首上了一辆吉普。车抵马场町刑场时，陈仪对执刑的士兵说：“向我头部开枪。”随即高呼：“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
行刑前，蒋鼎文按照军人的方式向陈仪行了军礼，作了最后的送别。然后严令行刑士兵，务须一枪毙命。
陈仪是国民党元老，蒋鼎文和陈仪都是浙江同乡，所以蒋鼎文非常不情愿当这个执行官（监斩官），但是蒋介石点名让顾祝同为审判长、蒋鼎文为执行官，对此蒋鼎文不敢不从。
蒋介石之所以要处死陈仪，是因为陈仪在担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期间，曾策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起义。
这件事的经过是：1949年1月，李济深、朱蕴山委派郑文蔚策动陈仪起义，响应解放。郑文蔚是陈仪的老部下，深知陈仪已对蒋介石失去信心，又不忍桑梓之地生灵涂炭。
陈仪从郑文蔚手中接过李济深在一方白绸上用楷书写的密信，大意是：北方傅作义维持北平秩序很好，希望公洽先生一致行动，及时响应解放大军渡江。
陈仪非常高兴，对郑文蔚说：“要我为浙江的和平解放作贡献是可以的，但我这个省主席手下只有一个几个保安团，成不了大气候，至多只能做到不抵抗。但如果能策反汤恩伯，，那作用就大了。”
陈仪之所以敢于承诺策反汤恩伯，是因为他和汤恩伯情同父子。汤恩伯早年是浙江武义县的一个教师，不安于现状的汤恩伯在1921年想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但苦于没有盘缠，托人辗转向陈仪求援。
陈仪和觉得汤恩伯魁伟强壮，谈吐不凡，慨然应允在5年留学期间每月资助50元。汤恩伯得此厚遇，跪拜于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陈老，学生愿拜您为恩师，生死与共。”
汤恩伯原名“克勤”，为表示不忘陈仪的提携之恩，改名“恩伯”。汤恩伯回国后，陈推荐他到南京总司令部当中校参谋，1932年又向何应钦推荐他任第89师师长。汤恩伯和蒋介石的关系也是陈仪介绍的。陈仪一直非常信任汤恩伯，汤恩伯的妻子王竟白还是陈仪的干女儿。
1949年1月27日，陈仪派他的外甥丁名楠赴上海见汤恩伯，并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求汤恩伯释放进步人士，停止修筑工事，保护公共财产，改编所在部队。陈仪还同意丁名楠口头增添一条：“开放长江若干渡口，迎接解放军渡江。”
汤恩伯见到丁名楠及信后，面露难色，考虑一会后，表示他身边蒋介石的耳目甚多，建议丁名楠择日去杭州面谈，但后来汤恩伯并未赴杭州。
同年2月，陈仪再次派丁名楠到上海跟汤恩伯单独见面。在此期间，陈仪跟汤恩伯也有直接接触或者通电话。陈仪对汤恩伯说：“规劝你起义并非为我打算，我年纪已大，我是再一次替你寻一条出路。”有一次，陈仪还提出，让汤恩伯派一架飞机送他去解放区，汤恩伯以难度太大拒绝了。
就在陈仪乐观地等待汤恩伯起义时，汤恩伯一方面跟陈仪虚与周旋，另一方面，却向保密局长毛人凤和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的毛森举报陈仪，并将陈仪给他的策反信原件寄给在奉化的蒋介石，将拍的信件照片寄给南京。
出卖了陈仪后，汤恩伯心中有愧，他提出要保全陈仪的性命。汤恩伯派专机护送毛人凤从上海飞奉化去见蒋介石，听取蒋介石的指示。毛人凤返回上海后，告诉汤恩伯，蒋介石答应留陈仪一条命。
然而，蒋介石的口头承诺毫无价值。2月16日，退居奉化的蒋介石通过在广州担任行政院长的孙科免去了陈仪浙江省主席的职务，由原京沪警备副司令周岩接替。2月21日，陈仪由杭州回到上海。
到上海的第二天，陈仪在上海多伦路志安坊35号的寓所被大批特务搜查。随后，汤恩伯奉蒋介石之命，将陈仪秘密押送衢州绥靖公署的一座小楼软禁。
解放军渡江前夕，陈仪又被转押至台湾，先幽禁在基隆要塞司令部，后又羁押于台北原日军海军俱乐部。
1950年6月初，蒋介石突然下令审判陈仪，处以死刑。汤恩伯闻讯号啕大哭，去见蒋介石，却一直遭到拒绝，最后得到的答复是：蒋总统已由台北去台中，杀陈仪之后方能接见。
陈仪死后，汤恩伯想在家中设灵堂祭奠，遭到蒋介石训责。由此郁郁寡欢，导致原有的十二指肠溃疡病恶化。1954年5月，汤恩伯赴日就医，6月29日，死于日本东京都庆应义塾大学医院。
陈仪早年和蒋介石交情很深，那么蒋介石为何出尔反尔，一定要杀掉陈仪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陈仪在担任福建省主席期间，曾杀掉了目无地方长官的军统局驻福建的负责人张超，跟军统结下了深仇，毛人凤之后在处理陈仪的案子中，极力推波助澜，最终让蒋介石改变了不杀的承诺。
陈仪晚年曾撰写一首七绝《无题》：“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历史究如何?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这首诗，是陈仪对他的一生的自评，他一生曲折，晚年的义举担得起“出行爱国”。
不容易呀 还好结果是好的[可怜][可怜][可怜]
经奉化区工业工程技术人员初级职称评审委员会2022年9月21日评审通过，夏金涛等65人具有助理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现已在申报系统（网页链接）上公示，公示时间9月22日至9月28日，共5个工作日
#宁波头条# 一位年轻的网约车女司机，毕业于宁波某高校，家住奉化，已买了二套房，她一个人居然干了三份工作，生活得很滋润……。
最近，去宁波机场坐航班，叫了一辆网约车，没想到司机是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女性，很健谈。聊天中得知，她一个人做了三份工作：房产中介、保险公司业务员、网约车司机！每年的收入，绝对要比大多数的“上班族”不止高一点点。
房产中介不可能每天有生意，她戏称“数月没一单，一单吃数月”；保险业务主要做一些熟悉的客户群体；网约车则属于平时“打打酱油”。
这三个岗位有一个共同特点：自由！不需要打卡上下班，自主安排工作时间，还可以满足她平时喜欢旅游的爱好！
有网友认为，这种情况很正常，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现在年轻人的择业观念与上一代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老一代人在就业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一个单位，觉得这样才有安全感……。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自由，更喜欢有挑战性的职业岗位，并不太愿意选择有时间、空间约束，收入又不是很高的单位，特别不愿进工厂单位，而宁愿选择“自由职业”！
比如上面这位网约车女司机，房产中介与保险业务员，都不用坐班制，网约车上班时间则由自己控制决定……。
【结语】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择业观念和职业特点，没有对和错，只有合适与否。上一辈的人也不必为现在的年轻人“杞人忧天”，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要过多干涉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状态，况且干涉也没啥鸟用，要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强！
您说呢？
#大学生就业# #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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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后回到奉化老家，虽然他不再是总统，但是总统府的警卫大队却基本都调到了溪口。
蒋介石在溪口成立了一个“总裁办公室”，卫队也不能再叫“总统府警卫大队”了，原来的侍卫长俞济时便将其改称“特务大队”。
这个特务大队继续维持原先六个队的编制，其中五个队在溪口，其中第一队队长是冯孝本；第二队队长是吕其广；第三队队长是毛赵壁；第四队队长是唐茂昊，他们都是黄埔十六期毕业的；惟独第六队队长王曜升，是黄埔十七期的。在溪口的五个队长之中，冯孝本、吕其广、唐茂昊三人是蒋介石的小老乡奉化人。因为队伍名称的改变，侍卫人员的职衔，也改称“特务员”。
俞济时在五个队里每一队各挑选四个卫士，一共挑选了20人，组成一支便衣组，在第四队控管之下，驻守坟庄，加强内卫勤务之不足，成为蒋介石侍卫部队的“中卫”。?
侍卫翁元被分遣到便衣组，担任便衣任务，从这段时间起，翁元就开始和大队脱离，一直到台湾，他都是被分遣到个别的工作岗位上做事。便衣组自始就直属总裁办公室第八组配属下接受指挥，受到相当大的重视，因为便衣队可以接触到更核心的人、事、地、物，所以，保守机密便成为他们最起码的工作原则，翁元平时就不太爱乱说话，这大概是他能够被挑入便衣组的一个原因。?
自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一路凯歌，势如破竹，许多国民政府要员纷纷找空隙，向台湾“转进”。这时，连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在蒋下野时，也跑到美国求援去了。不管宋美龄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去美国的，也不论他们夫妻之间，到底有什么共同的默契，但如今一向受众人包围的蒋介石，则确实是孤零零一个人在溪口沉思对策，满目凄然。?
在下野前，蒋介石出门，一向是有好几队的卫士和他周围的核心侍从，随侍在侧。但是，自从引退到溪口以后，他每次到各地视察军务，都只带他的一组贴身侍从。有时候，即使是便衣组这样的“中卫”，都被他摒除在外，可见他那时行踪的保密程度，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蒋介石戒心十足，对其他人的不放心。?
蒋介石从溪口撤退以后，他的行动路径，大体上是先到上海，再依序是到台湾、广州、重庆、台湾、厦门、台湾。面对蒋介石的到处游走，有人讥讽说，1949年只要是蒋介石去过的地方，没有几天就被解放军给占领了。
蒋介石离开溪口时，特务大队接到撤退命令，在宁波搭船，先到澎湖上岸，翁元所在的便衣组先行一步，其他的特务大队人马，则在俞济时的命令下，先到花莲待命。?
离开溪口后，蒋介石行踪飘忽不定，有一次，他要在广州和代总统李宗仁会谈，俞济时在广州为便衣组人员每人订做一套新的中山装，另外也为每人买了一双新皮鞋。但是，形迹诡异的蒋介石，并没有依计划去坐船，后来侍卫们才知道，蒋介石和李宗仁面谈之后，就直接乘飞机去了重庆。?
蒋介石最后一次踏上大陆土地，是去厦门视察，便衣组奉命到厦门鼓浪屿待命，以为他会去那边住上几天，可是，这回便衣组又是扑了一个空。蒋介石在厦门开完军事会议以后，就直接回台湾，厦门随后就被解放。
到台湾后，一直对蒋介石忠心耿耿的老侍卫长俞济时却受到了猜忌。特务大队撤台之初，在俞济时的策划指挥下，所有的五个队，有四个队派驻在花莲，俞济时所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花莲是台湾少数几个比较隐秘的海港，是最适合像特务大队这样的侍卫单位闪电移转防区的港口。?
便衣组人员，则是直属总裁办公室的第八组管辖，初到台湾，便衣组驻防在桃园大溪的中山堂。所谓中山堂，其实不过是一间很普通的日式建筑。1949年7月间，蒋介石访问菲律宾，那时他就住在这里。他去菲律宾，还是俞济时带了一小部分资深侍从人员，陪同前去的。?
但是，等到蒋经国摆出“接棒”的架势时，俞济时仿佛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处危境。1950年，蒋经国热情十足的筹备建立一个政工干部学校，他手头没有人才，想到俞济时掌握着侍卫室，而侍从室有不少年轻精干的人可供使用。于是蒋经国去找俞济时，希望能从侍从室给调拨一些年轻干部，作为干部学校第一期的学生。
当然，蒋经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侍从室的侍卫人员都是精挑细选的，招过来直接就可以用，免去了培养的麻烦，而且蒋经国也早就想插手侍从室了。但蒋经国没有想到，固执的俞济时一口就回绝了，很不客气地说：“总裁的安全最重要，如果侍卫人员的骨干调到你的干部学校当学生受训，那么官邸的安全工作谁来负责任？”?
和蒋经国顶着干的结果，自然导致俞济时迅速靠边站，1951年他卸去侍卫长职，次年又辞第二局局长。当然，俞济时失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很得宋美龄信任，而蒋经国却和这个母亲关系微妙，如此一来，俞济时和蒋经国是无论如何都难以缓和关系的。
蒋介石的个性就是这样的极端化，他对一个人的好恶是非常分明的，也是非常多变的。俞济时被迫离开了侍从室后，当了一个上将衔的“国策顾问”，至此深居简出。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死在七海寓所。当晚俞国华主持召开了中常会，宣读了蒋经国的遗嘱，随后便是围绕着国民党主席这一重要职务，而展开的明争暗斗。
蒋经国的死是非常突然的，他晚年一身多病，他在“荣总”医院的病历卡可以堆到腰那么高。 他的主要病症是糖尿病、 眼视网膜模糊、肾脏发炎和双腿肌肉坏死。蒋经国身体多病加上他事秘躬亲的性格，导致了晚年多种疾病并发症。
1987年8月26日， 国民党举行中常会，蒋经国主持了会议。 与往常不同的是，他首次坐轮椅来到会场。在10月10日的一次会议中，蒋经国也是坐了轮椅参加典礼并致词， 他的全部讲话，连致词带口号，总共只有106个字，且讲话的声音很低， 身体动作慢， 都给人以大病在身， 虚弱无力的感觉。第二天，蒋经国又乘坐轮椅参观湖口基地视察演习。几次坐轮椅露面，引起了外界对他身体的种种猜测。
在1988年1月13日的早晨， 蒋经国起身后感到身体不适并有轻度恶心呕吐，经医生抢救病情仍不稳定。下午1点55分，他突然大量吐血，并引发休克和心脏呼吸衰竭，于3点50分去世，终年78岁。
蒋经国死后，他的儿子中已经没有人可以出来支撑局面的。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文长期病魔缠身，生活都难以自理；次子蒋孝武远在新加坡任职，且名声不佳；三子蒋孝勇虽有才能，也较活跃，但从资历来看也不能出任国民党主席这一要职。
当时比较注目的是蒋纬国和宋美龄。蒋纬国是蒋经国的唯一兄弟， 当时又任“国安会” 秘书长，他也有此野心，曾对记者说：“任何人都应该准备接受更高层和更大范围的责任和挑战。”
但是，蒋经国在世时对这个弟弟很是提防，所以蒋纬国并未有多大的势力和根基，尽管他有野心，但是别说当国民党主席，他连副主席的提名都没有通过，中常会自然也没有他。与此同时，城府极深的李登辉开始对蒋家露出了獠牙，他将“国安会”的三位副秘书长由原中委改聘为中评委，故意将“国安会”降格，这样一来就断绝了蒋纬国的前路。
另一个代表蒋家的重要人物宋美龄，在蒋介石死后一直居住在美国纽约长岛，一住就是11年。宋美龄是在蒋经国病情加重，蒋纬国出任“国安会”秘书长之际回到台湾的。
自蒋介石病逝以来，宋美龄便成为“官邸派”的幕后首脑，当时她官衔是“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在台湾的影响力依然非比寻常。在宋美龄的周围有一批国民党元老，如黄少谷、倪文亚、谷正纲、沈昌焕、郝柏村、宋心濂、秦孝仪等人，他们都和宋美龄有不寻常的渊源。
在蒋经国病逝后，宋美龄曾企图让俞国华担任国民党主席，俞国华是国民党元老之一，浙江奉化人，是蒋介石的亲信。 其父俞作屏是蒋介石少年时的同学，追随蒋介石去广州，后来死于东征的一次战斗中，当时俞国华只有10岁。蒋介石便把他留在身边抚养。“西安事变”时，俞是蒋的侍从，曾与蒋一起幽禁，关系非同一般。后蒋介石把俞国华送到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想把他培养成为财经专才，以日后取代孔祥熙、宋子文。俞国华在哈佛学习一段时间后，又转至伦敦政治经济研究院专攻财政专业，获学士学位。回台后，先后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中央银行总裁”等职，是蒋家的“账房先生”。
1984年5月，俞国华出任行政院长。俞国华以谨慎的个性和可靠的背景继续得到蒋经国的信赖。也正是他的资历、辈份以及与蒋家的特殊关系，使其成为“官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蒋经国去世后，“官邸派”和宋美龄曾有意把俞国华推出来当国民党主席。但俞国华稳健有余，开创不足的作风，使他最后成为国民党内联署“推李登辉为代主席”提案的领衔人。
之后，宋美龄又想推李焕出任国民党主席。李焕，1916年出生于汉口市，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留美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在台期间，历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组工会主任等职务，长期从事党务工作。1986年7月， 李焕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按李焕的资历和地位，当时在国民党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宋美龄也曾寄希望于李焕。但李焕与俞国华不同，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李登辉意见一致。同时，李焕也非常谨慎， 不愿违背大多数人的意见。当宋美龄准备让与蒋家渊源甚深的俞国华出任国民党代主席一职时，李焕明确表示反对。而当宋美龄又欲让李焕出任国民党代主席之职时，也被李焕婉言拒绝。
俞国华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李焕不仅拒绝宋美龄的好意反而支持李登辉，在这种局面下，当时能接任国民党主席的人选也就只剩下李登辉了。
李登辉也做足了功夫，他先后登门去看望了张群、陈立夫、谷正纲等国民党元老，表示自己多年追随蒋经国，今后要遵循蒋氏父子遗愿。同时，李登辉一有空就往灵堂跑，在蒋经国遗像前沉思默哀。
就这样，李登辉如愿出任国民党代主席，等他攫取了权力之后，便露出了獠牙，这时的宋美龄、陈立夫、张群等元老是追悔莫及。蒋经国晚年，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看清李登辉的真面目。
从1936年起，毛主席开始研究哲学，为推进全党的学习，他一直在寻觅一位学习秘书。1936年5月，斯诺来陕北访问，中央决定由中央局宣传部长吴亮平担任毛主席的翻译，在此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吴亮平有相当一部分时间为毛主席干了不少秘书工作。
吴亮平，上海大夏大学毕业，浙江奉化人，1908年出生，1925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成绩优秀，他精通英文、俄文、法文，而且与毛主席的关系也很好，两人互相尊敬，从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到陕北，一直是上下级的老搭档。
但毛主席并没有选择吴亮平担任他的秘书，他有两点考虑：其一，党的事业在不断发展壮大，不能让这样一位有才华的人屈就自己的秘书，应当让吴亮平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其二，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为浙江人，自己不能再选一个浙江人担任秘书，应当免去一些口舌。所以斯诺访问结束后，吴亮平回中宣部工作，任中宣部副部长。
6：国家对应急救护人员有些要求？有些什么好处？
#宁波市奉化区兴国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从事应急救护相关的工作者必须持证上岗。
“应急救援员”证属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民政部《社区公共场所紧急救援管理要求》规定：社区、公共场所配备应急救援员，是国家新增紧缺工种，并开设相关专业。2019年人资社保部和应急管理部颁发《应急救援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为应急救援员职业教育培训提供了政策依据，职业发展前景广阔。
而且应急救援员技能补贴符合条件可以直接申请国家培训补贴，根据证书级别，可以到当地人社局领取1000元到3000元补贴。各省市补贴标准不一，具体可以咨询当地人社部门。
工作岗位列表
1. 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安全管理人员；
2. 街道社区骨干、行政机关救灾系统工作人员；
3. 消防、武警官兵;各企业义务消防队成员;公安干警；
4. 团组织、公益救援队员、公益志愿者;义工联志愿者；
5. 教育行业大中专、中小学校安全管理人员、教师；
6. 拓展师、户外领队，户外爱好者;旅游行业从业人员、旅行社管理人员；
7. 街道、社区有关公众人员;从事群众性活动，体育赛事应急保障等；
8. 公共场所、银行、商场、医院、机场、地铁、乘务员，公交车司机等群体。#考证#
1949年1月下旬，蒋介石退居幕后，事前王陵基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蒋介石发出“引退”通电后，王陵基也同时专用密码发来的电报，大意说：蒋介石决定“引退”，暂返奉化，总统交李宗仁代理，一切与蒋在职时一样照旧进行等内容。
王陵基接到蒋介石发来的密电后，马上写了一封亲笔回信，表示一切依旧唯蒋介石马首是瞻，此后，身为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的王陵基，并不买李宗仁这个代总统的帐。
在何应钦接替孙科担任行政院长不久后，王陵基前往广州去见何应钦，在何应钦家中，两人密谈了半夜。何应钦对王陵基说：“现在我的处境非常困难，李宗仁让我打电报给蒋总裁，要把参谋总长顾祝同换掉，由白崇禧或者关麟征来担任，李宗仁还让我打电话给蒋总裁，把运到台湾的黄金全部运往广州。”
王陵基问：“那么，总裁的态度是？”
何应钦说：“语气非常强硬，给我的电报中说参谋总长非顾祝同不可，白崇禧断不可用，台湾的金子，李宗仁无权过问。”
王陵基到广州后，何应钦主持了由国民党的各军政公署长官、各绥靖公署主任及各省的省主席参加的粮财会议，来的人不少，但是毫无结果。
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在会上讲话最多，大有以老院长（张群曾担任过行政院长）教导何应钦这个新院长的神气，夸夸其谈，却没有谈出任何可行的办法。
何应钦当时表现出很不耐烦的神气。而云南省主席卢汉派来的代表杨文清在发言中，却公然提出云南对今后征粮征兵等问题，根本不能按照规定的指标去办。杨文清的语气非常强硬，表示这是“因病”未能参会的卢汉的意思，何应钦听了，只是以手支着脑门，一语不发。
王陵基当时深为惊异，便问张群云南是怎么一回事。张群也感到有点出乎意外，只简单地回答王陵基一句:“由他去说吧，不必管。”
何应钦召开会议时，李宗仁没有出席讲话。隔了两天，李宗仁又召集一次会议，所有出席粮财会议的人都应邀前往，何应钦则借故不去。两人之间这样闹脾气，使出席的人都有点左右为难。会上便只好各人谈各人的一套，对当时的时局问题都避而不谈。
陈诚更是有意在开玩笑一样,他在发言中大肆夸张他在台湾的搜刮成绩，说台湾预算有节余，不知道其他省是怎么搞得，其他参会的各省代表面面相觑，大为不满。
在会前会后，陈诚和薛岳等人在与王陵基私人交往中，都在详细询问四川方面的情况。何应钦也很重视四川。何应钦、陈诚、薛岳等人都认为，国民党残军在西南如果支持不住，便可向缅甸、越南边境逃窜。
这次会议后不久，深感大势已去的何应钦，辞去了行政院长、国防部长的职务，在蒋介石的支持下，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
阎锡山就任后，一度非常积极，提出了所谓“扭转时局方案"，实际是搬出他在山西的老一套办法，要当时国民党在后方仅有的几个省执行他的计划，成立“总司令部"，由省主席兼任总司令。
王陵基按照阎锡山的计划正式就任了总司令，并在各行政督案区设区司令部，由专员兼司令,专区还成立了若干训练队。各县设县司令部，由县长兼县司令。每县至少成立一个大队,?.有的县还要成立两个到三个大队。全川一百四十多县，打算成立三百多个大队，扩军十多万人。.
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后，由于全国大部分省都已解放，国民党所发行的金圆券已变成废纸，一斤金圆券买不到一斤粮食。西南各地都自动改用银元，拒用金圆券。
西南民间散存的银元，在国民党的再三再四搜刮之下，存量已经很少了。阎锡山又发行银元券，企图作最后的搜刮。在这同时，阎锡山还决定把能控制的几个省银行所存的金银搬到台湾去。当时四川省银行存有八十万银元，作为该行的周转基金。在银元券发行了二十来天之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徐堪突然从台湾飞到成都。
王陵基事前不明白徐堪来的任务，照例招待他住下。徐堪先找了财政厅长任望南，问明了省行银元情况后，便向其说明他要把这笔现洋提到台湾去，叫任望南转向王陵基商量。因为徐堪不便直接和王陵基提出，怕王陵基不同意而弄得下不了台。王陵基为了想讨好蒋介石和支持阎锡山，立刻答应了这一请求，徐堪在三天之内就把这八十万银元运走了。
不到几天，王陵基的侄儿(省银行总经理)王锡祺整天反复对人不断地说：“过分，简直太过分了。”
王陵基听到这一情况感到很奇怪，便去医院看王锡祺，问王锡祺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王锡祺被王陵基追问了很久，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他原因。原来，王锡祺因王陵基答应徐堪把银元提走以后，弄得省银行不但无法周转，且有立即倒闭的可能，甚至连职工的薪水都发不出去，所以把王锡祺急成那个样子。
王锡祺气愤地对王陵基说：“”如果不是由于你是我叔叔的关系，任何人要来拿走这笔钱都不可能，因为这是省行的命根子，徐堪丟下的八十万银元券，根本是废纸一堆。”听了侄儿的话，王陵基非常尴尬，敷衍几句了，低头离开。
在西南解放前夕，国民党顽固派群魔乱舞，为了苟延残喘，无所不用其极，可惜，这都是徒劳的。
1927年2月，陈调元率部加入北伐军，大肆收编老上司孙传芳的残部。孙部的副团长武尧寰到处对人说：“陈调元是个滑头，出名的不讲义气。他的话谁敢相信？而且他的势力也还差得远，咱要投降，也千万不能投降他啊！”
陈调元为了表示诚意，对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献上精锐武器12门克虏伯野炮和16门山炮作为礼物。那山炮倒也罢了，德制克虏伯大炮是当时罕见的犀利霸道的先进武器，蒋介石颇为嘉许，就这样，陈调元攀附上了关系。
8月，蒋介石在桂系及何应钦的联手下，被迫下野。陈调元审时度势，认为蒋介石会东山再起，于是他在蒋介石下野期间相顾殷勤，数次亲临奉化看望，并赠款10万银元。蒋介石复出后，果然对陈调元另眼相看。
1929年，第六路军总指挥方振武当了安徽省主席，方振武素不服从蒋介石，当了省主席后不放手军权，反倒加紧扩充军队。方振武的副手鲍刚集结部队训词：“把我们过去的军装都保留好，将来打谁还不一定呢！”
蒋介石勃然大怒，决心用武力解决，方振武早有准备，密约陈调元一起举兵反蒋。方振武也是一个人物，他之所以约陈调元，其一，两人交情深厚；其二，陈调元近期情绪很大，盖蒋唐（唐生智）大战在即，陈调元和贵州王天培部奉命扼守江北，但蒋介石分封各省主席，却没他啥事。
有一次在贺耀祖的酒宴上，陈调元公然借酒宣泄：“白崇禧拥有广西，何应钦拥有贵州，你贺耀祖是湖南王嘛！我没有自己的地盘，以后能够到哪里去？”一时气氛冷场，全赖贺耀祖耍滑稽腔，嘻嘻哈哈含糊过去。但此后陈调元私下里常常表现出对蒋介石的离心离德。
然而，陈调元听到方振武的计划后，认为方振武的实力有限，不会是蒋介石的对手，起兵反蒋绝无成功之可能。于是，陈调元佯为赞同，暗中却立刻向南京告密。一无所知的方振武被蒋介石以开会之名扣押，几乎被枪毙。而有告发之功的陈调元终于接替到安徽省主席位置，
随后又改任山东省主席。于是乎，方振武在四面墙里喝米汤的时候，他的“好友”陈调元则春风得意。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战后，蒋介石对冯玉祥阵营中倒戈立功的韩复榘无以酬庸，颇为犯难。陈调元冷眼旁观，眼见韩复榘大军集结在山东，势必难以相安。于是主动向蒋介石表示：“向方（韩复榘字向方）有功，我愿意让出山东省主席职务。”
蒋介石大喜，觉得陈调元实在识情达趣，回想在中原大战的一次作战中，冯军一度威胁到蒋的司令部，情势危急，前沿阵地的陈调元坚决地表示：“此阵地即我之坟地，绝不后退一步！”于是，蒋介石又让陈调元复任安徽省主席。
国民党时期的省主席，执掌一省军政实权，不是北洋时期的省长可比。陈调元以山东换安徽，既结交了韩复榘，又加深了蒋介石的赏识，一举多得。然而，履新安徽却成为他宦海生涯的转折点。他到安徽后，被徐向前、旷继勋指挥的红军接连打得大败亏输，起家部队四十六师大部损失，自师长以下各级主官悉数被俘，为平息舆论，陈调元辞去省主席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
军事参议院基本上是军事养老院的美称，相比权力极大的省主席，显得萧条冷落。对普通人而言，上将院长固然是煊赫的巨头，但对陈调元来说，难免失意。
陈调元和副院长，绰号“王葛亮”的原东北军将领王树常都是数年来不去办公。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设置了一个东北宣抚使行署，让陈调元招抚收编东北旧军人。然而东北军就算投奔，也首先考虑的是张学良，怎么可能去找陈调元呢？所以，陈调元尽管能说会道善于交游，最终无所作为。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又委派陈调元去做伤兵管理工作，这还是一个费力不落好的差事。抗战中的国民党军伤兵得不到生活保障，在各地四处游荡，已经成为社会一害。这绝非一个机构、一个官衔所能解决的，有时陈调元还被伤兵堵住破口大骂。
之后，陈调元又曾在军委会做过“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和“点验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司为代表国民政府巡回各个战场慰问安抚官兵，稽查清算各个部队领取军饷军备情况。
当时国民党军吃空饷，遇缺不补，冒领军备已呈半公开化。军队主官各有靠山，饶是陈调元圆滑敷衍，有时亦难免受些部队长官的无妄之气。有一次，陈调元他苦笑着对人发牢骚说：“哎，好差事还能轮到咱头上吗？”#历史#
1949年3月初，孙科辞去行政院长，何应钦组阁任行政院长并继续兼任国防部长，他的贵州老乡李仲公跑去见他，劝说何应钦支持李宗仁的和谈，在必要时，以国防部长的名义指挥国民党部队起来反蒋。
何应钦却说：“李宗仁对我和老蒋不同，以目前的局势而论，要想恢复以前的局面，当然决不可能。但汤恩伯卫戍京沪，尚有精锐五十万万，白崇禧坐镇武汉，尚有子弟兵二十万，长江天堑，共军要想渡过谈何容易？划江而守，南北对峙，大有回旋余地，现在言和，尚非其时。”
李仲公苦心相劝：“老蒋虽然下野，但他阴魂不散，在溪口继续遥控，他岂肯让桂系得逞，让李宗仁、白崇禧舒服。李宗仁虽然是代总统，难道不受老蒋牵制？老蒋的嫡系岂肯对李宗仁俯首听命，国军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内耗又日甚一日，你所谓的精锐，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一盘散沙。共军未至，南京城已是草木皆兵，共军若至，谁愿作鳖？你所说的回旋余地，也并不是什么天堂乐土。货币贬值、物价暴涨、民怨沸腾、饿殍载道，铤而走险者比比皆是，我问你，你又有什么办法来撑持这个局面？李宗仁难道又会有什么起死回生的良策？”
李仲公这一席话说得何应钦冷汗淋漓，他对李仲公说：“你说的都是实话，但我有把握的部队都不在京沪一带，若是宣布反蒋，恐怕汤恩伯首先不服从我的指挥。”
想了一会，何应钦又说：“恩伯这个人其实与老蒋并没有什么深厚的关系，他之所以有今日，全靠陈公洽（陈仪）的提携，能够与恩伯谈私话的惟有公恰。公恰为人正直豁达，待我试探他一下再说。”
陈仪是国民党元老，他当时正和地下党秘密接触，准备策反汤恩伯起义，不过他的举动已经被蒋介石所注意，因此不久前陈仪已经被免去了浙江省主席的职务。
何应钦与陈仪私交不错，何应钦去和陈仪接触后，把摸到的情况告诉李仲公，说陈仪有把握说服汤恩伯。李仲公却十分冷静，他向何应钦说：“对陈公洽尚可信任，对汤恩伯则不可轻信。他这人不到山穷水尽不会轻易反蒋的，没有风吹草动，他对陈公洽还可隐而不发，如有风吹草动，陈公洽就会是他出卖的第一人。那时你若受到波及，你身在南京，当个两手空空的行政院长，又哪能自保？”
就在两人谈话时，何应钦的胞弟送来一封蒋介石从奉化发来的密电。电文责怪何应钦不该去就任李宗仁的行政院长，称：“出任斯职何补？弟乃兄之脊梁，黄埔军股肱，能舍军依桂？置共建之基业于不顾？兄对弟期望之殷，依偎之重，能忘棉湖订交之义？”
何应钦看完蒋介石的电文，出了一身冷汗，一时间不知如何回复，想了想，把电文交给李仲公看。
李仲公看了后说：“好！好！好！这电来得正好，来得及时。”
何应钦怔怔地望着李仲公，李仲公说：“你在南京两手空空，极为被动，这不正是你脱身的好机会，老蒋既然不想让你当行政院长，你就向老蒋提出去西南，西南大有用武之地，云南的卢汉，西康的刘文辉，四川的邓锡侯和潘文华，早存反蒋之心，你去西南，登高一呼，群山响应，蒋电岂不来得正好。”
何应钦听后，面露犹豫，说：“此事不可贸然行事，免得进退失据，一发难收，只是不知道对面对我的印象如何？”
李仲公说：“你与老蒋貌合神离，那边有统战政策，他们对个人和以往的恩怨看得并不是很重，更何况如果你能真的举事，这可是奇功一件啊。”
何应钦说：“那就请你代表我到北方去，先把事情接洽好，我立即去重庆做准备工作。”
根据李仲公的回忆，何应钦在渡江战役发起前夕，确有和李宗仁联合反蒋，争取走和平道路的想法。不过，由于何应钦顾虑很多，加上汤恩伯告密出卖陈仪，导致何应钦不敢再有别的想法。
原来，汤恩伯在接到陈仪劝说他起义的信件后，起初并没有告密，但却也是非常矛盾。一天，就在汤恩伯拿着陈仪的信件犹豫不决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请汤恩伯去对一个训练班学员讲话，汤恩伯不好推辞，便随毛森匆匆而去。
讲完话，汤恩伯回到办公室急忙打开抽屉，却发现放在里面陈仪写来的信件，有被人翻看的迹象。原来，汤恩伯和陈仪的书信往来，早已被保密局长毛人凤获悉，他让毛森暗中监视汤恩伯。
汤恩伯见信件被人看过，当时就明白这是毛森派人动了手脚，在这种情况下，汤恩伯为了自保，只得主动去告发了陈仪。蒋介石勃然大怒，下令毛森派人将陈仪软禁，5月陈仪被秘密押送去台湾，1950年6月18日，被枪杀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在陈仪被抓后，何应钦怕步陈仪的后尘，不但不再提起兵反蒋，西南也不去了，为了不使蒋介石生疑，表明他与陈仪走的不是一条路，何应钦还给溪口的蒋介石打去电话表达了效忠。
之后，何应钦开始和李宗仁疏远，渡江战役打响后，国民政府迁逃到了广州，何应钦干脆辞去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由阎锡山接任）。后来，何应钦与李仲公见面时，无奈地对李仲公说：“唉！我与老蒋打交道二十余年，每天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今后也只好祸福成败付之于天了！”
1936年12月中旬，“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了溪口，正在武山庙看戏的蒋介卿，得知弟弟蒋介石被扣押，当场吓得脸色苍白，倒地不起，回家后一病不起，几天后就死了，至于到底是病死的还是吓死的，至今也是说法不一。
蒋介卿，谱名周康，是蒋介石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他生于1875年，比蒋介石整整大12岁。1895年，蒋介卿、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聪病逝，蒋家的玉泰号店务由蒋介卿掌管。蒋介卿以长子身份获得了蒋家大部分财产，只给继母（蒋介石生母王采玉）分得老宅三间楼房，小溪岙法华庵田地三十余亩和一片竹林。分家之后，蒋介卿对王采玉及当时只有八岁的蒋介石几乎是不闻不问，所以在王采玉病逝后，蒋介石在《哭母》一文中有“内弭阋墙之祸”这样的字句，指的就是兄弟分家、母子失和。
蒋肇聪为人能说会道，很是精明，但是他的长子蒋介卿则差得远了。蒋介卿性情暴躁，仗势欺人，闻名乡里。他平生有三种爱好：一好女色，二好骂人，三好赌博。蒋介卿在父亲去世后，接管玉泰号当了大老板，终日在店内邀集所谓好友，打麻将取乐，有时他输了钱与人发生争执，动辄就打别人耳光，他横蛮不讲理的粗暴作风在溪口是闻名的。
1924年春，在已经发迹的蒋介石推荐下，蒋介卿曾出任广东省英德县县长，蒋介石对这个哥哥的能力和秉性是清楚的，所以让他带了同乡俞飞鹏一块去。
在英德县长任内，蒋介卿胡乱治事，声名狼藉，不久就被撤职。新任县长前往接替时，发现县内库存欠亏，广东省府要扣押蒋介卿，蒋介石得知后极为尴尬，但是又不得不替这个哥哥求情，蒋介石告诉省府，凡是蒋介卿移交时所欠的款项，全部由他负责偿还。此后，蒋介石在很长时间内，不敢再推荐蒋介卿任职。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举办婚礼，蒋介卿以男方家长身份主持婚礼。后来，宋美龄得知蒋介卿赋闲在溪口老家，认为他毕竟是蒋介石的哥哥，一直闲着也说不过去，于是在宋美龄的斡旋下，蒋介石给了蒋介卿浙江海关监督的差事，海关监督每月薪水三百六十元，管辖镇海、象山、慈溪等十三个常关(后缩编为十一个)，这是一个肥缺，在当时每个常关案例定期向监督“孝敬”，一百元至三百元不等，视关卡大小而定。
1928年5月，蒋介卿正式上任，他本就是一个贪财的人，可以说这个职务就是蒋介石特意给他的。在任上，蒋介卿靠着敛取的钱财，在宁波城内购买了一个大宅子。靠着蒋介石的庇佑，蒋介卿还兼任浙江省府委员。
1933年春，浙江海关的十一个常关划归通税局管理，内部人事大为压缩，成为一个清闲的衙门。鉴于该职务已经不是肥缺，加上蒋介卿在任上的名声也不好，蒋介石便让刘灏接替蒋介卿担任浙江海关监督，仍保留蒋介卿浙江省府委员的头衔。
蒋介卿卸任后，宋美龄一度想叫他去上海当海关监督，蒋介石连连摇头，对宋美龄说：“此事暂缓进行。”自然以后就没有下文了。此后，蒋介石不断在金钱上接济他这个哥哥，却再也不愿意给他重要的职务，自1935年卸任浙江海关监督后，蒋介卿就一直住在了溪口，靠着蒋介石的关系，他成了当地的“土皇帝”。
蒋介卿有一儿一女，儿子蒋国柄，曾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蒋介石派他在俞济时的八十八师当见习官，他不去，在溪口闲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跑到庐山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对身旁的陈诚说：“国柄的差事交给你安排。”
之后，陈诚让蒋国柄去八十八师当了中校团副，蒋国柄在部队表现较差，蒋介石对其很失望，所以蒋国柄在仕途上的发展很一般，后来蒋经国在赣南时，给了蒋国柄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参议的闲职。蒋介石败逃台湾时，蒋国柄也跟着走了。
蒋介卿的女儿叫蒋华秀，1941年10月，蒋华秀嫁给了新桂系的少壮派、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民政厅厅长的韦永成（白崇禧的外甥）。这桩婚事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震动，蒋华秀是蒋介石唯一的亲侄女，新桂系和蒋介石貌合心不合，因此不少人认为这是一桩政治婚姻，但实际上，蒋华秀和韦永成是一见钟情，两人婚后生活得也很幸福。韦永成、蒋华秀后来随着蒋介石逃到了台湾，韦永成是桂系骨干，还在白崇禧任总司令的华中“剿总”当过中将高参，不过他和蒋华秀结婚后，也就和蒋介石攀上了亲戚，对比在台湾受到监视活得如履薄冰的白崇禧，韦永成的日子倒是过的不错。
正当蒋介卿在溪口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时， 突然传来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的消息，让他突然暴死。
蒋介石被张学良释放后，在1936年12月26日就回到了南京，但是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当天蒋介石在逃跑时伤了腰部，因此直到1937年4月22日，蒋介石在腰伤好了之后，才正式为兄长蒋介卿治丧出殡。出殡仪式极为隆重，林森、冯玉祥、居正、何应钦、俞飞鹏、朱家骅、阎锡山等大员亲往吊唁，奉化许久都没有这么热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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