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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3、[考卫生事业单位看什么书]“小故事 大事业”再现中国基层卫生事业发展历程
[考博物馆事业单位看什么书]为文博事业贡献出版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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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出版社】
本刊记者 武凤珠
《莫高窟乐乐大王回家记》,借由小狗“乐乐”的眼睛,引导读者领略我国石窟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的风物景象;《敦煌守护人》,寻访守护敦煌的大师与百工,向读者讲述真实故事、展示璀璨文化;《你所不知道的国家一级博物馆》系列,集中呈现尚未广为人知却富有特色的国家一级博物馆……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书籍,是保存和传播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将博物馆“搬”进书籍,近年来,人民日报出版社充分发挥图书在传播先进文化、引领全民阅读中的重要载体作用,为我国文博事业发展贡献着出版力量。
今年恰逢中国国家博物馆建馆11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博物馆老专家回考博物馆事业单位看什么书信,表达对我国文博事业的亲切关怀、殷切期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人民日报出版社于近期推出《你所不知道的国家一级博物馆2》。本刊记者特别采访责任编辑刘思捷,揭秘人民日报出版社文博图书出版背后的故事。
策划初衷:
向更多人展示中华文明优秀成果
由《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个栏目,“变身”为图文并茂的一系列图书,《你所不知道的国家一级博物馆》的选题策划,源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栏目“你所不知道的一级馆”。
“2019年下半年,我们看到了这个栏目。那时,栏目已经推出几十家国家一级博物馆的报道。”刘思捷介绍,“你所不知道的一级馆”栏目每篇报道都阐释一家博物馆的历史沿革、馆藏珍品等。“当时我们觉得,这对于国家历史、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非常好的传承和弘扬作用。”
编辑有慧眼,方可识明珠。《敦煌守护人》选题策划的缘起,是发表于《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敦煌守护人》;《莫高窟乐乐大王回家记》的策划思路则来自央视一则关于小狗“乐乐”的新闻。“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社会公众对敦煌莫高窟的认知尚不够全面。因此,我们想出版一本书,推进公众对莫高窟的了解,让更多人重视莫高窟的重要价值与未来发展。”刘思捷说。
《敦煌守护人》和《莫高窟乐乐大王回家记》,分别从人物和动物的独特视角切入,深入挖掘、精细描摹,使读者身临其境。而任何一家入选国家一级博物馆的院馆,馆藏文物、历史故事等的丰富度,都如莫高窟一般足以单独成书,为何要将多家一级馆集纳在《你所不知道的国家一级博物馆》中?
“梳理已经刊发的多篇栏目报道后,我们感到,这些报道的体量已经足以支撑起一本书的内容。”刘思捷表示,以集结形式呈现,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尽可能多的、不为人所熟知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我们想通过图书让读者知道,我国不仅有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大家非常熟悉的博物馆,还有苏州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不那么‘火爆’、但同样承载着璀璨文明的一级博物馆。”
以书为媒,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对文博图书社会效益的定位。“希望大家带着这本书到各个博物馆‘打卡’、实地探访参观,感受丰厚的历史积淀和多彩的地域文化,体味中华文化之美。”刘思捷表示,将篇幅短小、相对零散的报纸栏目集结、扩容成书,对中华文明优秀成果的展示就有了新的载体和窗口。
编辑思路:
让图书承载更丰厚文化内涵
翻开《你所不知道的国家一级博物馆》目录,一件件富有历史底蕴的文物图呈现在读者眼前。青铜器何尊图片,展示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名称上方。“何尊腹底铭文中,刻有‘宅兹中国’,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一词最早的来源。”刘思捷介绍,收入目录的文物藏品都是馆藏珍品,有些还是国家一级文物。
由一则报道、一个栏目,扩容为一本图书,不仅涉及内容的“增量”,也包含设计的“提质”。在人民日报出版社文博图书的编辑思路、装帧设计中,巧思匠心隐藏其间。
最直观的编辑设计巧思在封面上。《你所不知道的国家一级博物馆》第一辑封面采用模切工艺,将苏州博物馆藏品——秘色瓷莲花碗图案嵌入海棠花窗形状内,营造出苏州园林般的空间透视感。“我们??选取博物馆具有代表性的文物,这些文物不仅价值高,外观也美。”刘思捷认为,将文物图案用于封面设计,在彰显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增强了图书的艺术感和亲和力。
《莫高窟乐乐大王回家记》融编辑巧思、文化内涵于生动的故事中。这是一本讲述小狗“乐乐”被主人带回城,又出于对成长家园莫高窟的眷恋,独自踏上回“家”路,至今仍在守护莫高窟故事的绘本。“通过讲故事,我们串联起莫高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把莫高窟的历史与风光呈现给读者。”刘思捷说。
《敦煌守护人》与《莫高窟乐乐大王回家记》之间,还有巧妙的“联动”设计。“为了带给读者更直观的感受,我们邀请《莫高窟乐乐大王回家记》作者陈梦楚手绘一幅莫高窟全景图,以拉页形式展现在《敦煌守护人》中。”刘思捷介绍,正是在完成《莫高窟乐乐大王回家记》之后,才坚定了出版《敦煌守护人》的想法。
作为一部传记文学作品,《敦煌守护人》历时3年才完成。刘思捷表示,讲述从历任馆长到普通工匠的敦煌情缘、真实事迹,是该书的策划思路。“为此,我们约请了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董洪亮社长与人民日报社记者王锦涛、付文、银燕,前往莫高窟实地采访。”
《敦煌守护人》中收录的精美图片,也历经多方协调、精挑细选。刘思捷说:“收入书中的图片,多数是敦煌研究院的馆藏壁画原图,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出版计划:
整合更优质资源 践行“两创”方针
封面的一抹“宫墙红”,是《你所不知道的国家一级博物馆》第一辑留在读者心中的颜色。读者、作者与博物馆的良好反馈,也推动了第二辑的编辑出版。
“第二辑的封面,采用了北宋《千里江山图》的‘只此青绿’色调。”刘思捷介绍,两本书的封面设计全部采用中国传统色系。“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2009年,为推进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淮北市博物馆加挂‘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馆名。我们将其代表性文物——影青釉抱鞠童俑图像放在了第二辑的封面上。”
[考博物馆事业单位看什么书]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时代担当 ♂
[考博物馆事业单位看什么书]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时代担当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时代担当
明白地黑花婴戏牡丹纹瓶 耀州窑博物馆供图图片选自《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
青铜馆陈列铜人头像三星堆博物馆供图图片均自《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
盘口细颈淡黄色琉璃瓶 法门寺博物馆供图图片选自《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
月牙纹彩陶罐 仰韶文化博物馆供图图片选自《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
乳钉纹铜爵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供图图片选自《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
考博物馆事业单位看什么书《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历史时期遗址博物馆》 中国博物馆协会 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史前遗址博物馆》 中国博物馆协会 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读书者说】
编者按
考古遗址博物馆是什么样子?在保护传承弘扬考古遗产方面,遗址博物馆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翻阅新近出版的这本《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你会看到,8000年前的独木舟、5000年前的陶工指印、4000年前的面条、面积逾5000平方米的战国大墓……这些反映着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古代中国的“高光时刻”,化作一座座纸上的考古遗址博物馆,一场场精彩纷呈的纸上考古遗址展。展示了新时期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整体形象,展示了中国百年考古事业的筚路蓝缕,以及中国当代博物馆人的求索精神。
考古遗址博物馆是什么样子?它们的独特作用和魅力是什么?中国的考古遗址博物馆走过了怎样的道路、有哪些特色?观众在这些博物馆里能看到、体验到什么?在保护传承弘扬考古遗产方面,遗址博物馆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凡此诸问,《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一书都给出了答案。
《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一书由中国博物馆协会史前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共同组织编写,总计60余万字,选用遗址、文物、馆舍、展厅、社教活动以及各类示意图片800余张,规模可观。全书分为两卷,主要按考古遗址的年代排序,介绍了北京周口店遗址博物馆、辽宁牛河梁遗址博物馆、良渚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汉魏洛阳城遗址博物馆、西安大明宫遗址博物馆、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和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等56家博物馆的建设发展状况。该书的编辑出版,填补了此前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尚无一部综合类专著的空白,展示新时期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整体形象和独特面貌,为业界同仁回顾历程、总结经验、交流借鉴、构筑愿景搭建桥梁,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学术支撑。
该书的出版对做好中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有很强的现实对照,可谓欣逢其时。
1.考古遗址博物馆是文化景观、自然环境、考古遗迹和博物馆有机结合的场域空间
简单地讲,考古遗址博物馆是保护、研究、展示“考古遗产”的专题博物馆,也是文化景观、自然环境、考古遗迹和博物馆有机结合的场域空间。
根据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1990年颁布的《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考古遗产”是根据考古方法提供主要资料实物遗产部分,它包括人类生存的各种遗存,是由与人类活动各种表现有关的地点、被遗弃的结构、各种各样的遗迹(包括地下和水下的遗址)以及与上述有关的各种可移动的文化资料所组成。
国内外经常有专业人士把考古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博物馆”相混称,后者是泛指那些建造在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近现代旧址甚至自然遗迹上的博物馆。英文中有Site museum 和Archaeological site museum两种名称,都是与考古遗址现场博物馆相对应的,都强调“遗址”的考古学概念,专指以博物馆方式经营现场,保存、展示考古遗址的博物馆。《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编者认为,考古遗址博物馆就是那些依托考古遗址或者在考古遗址原地兴建的专题博物馆,它们是以遗址保护为前提,以遗址价值展示为目的,对文化和自然遗址本体及(或)其出土(附属)的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收藏、研究和展示。从博物馆建筑上说,包括了为保护遗迹、遗物而建造的覆盖物和收藏展示陈列文物的展厅建筑。而从展示范围和内容来说,考古遗址博物馆不仅仅局限于馆舍之内的陈列,遗迹本体的展示也是重要内容。总之,考古遗址博物馆必须与遗址紧密相关,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保护遗址、遗迹,从而与那些以展示可移动文物为主的历史类博物馆区别开来。某种意义上说,考古遗址博物馆首先是公众考古与应用考古的问题,是考古研究和历史研究的问题。
例如,洛阳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定位为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的示范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研究展示中心,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展示基地。所以,该馆的基本陈列由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和王巍先生负责,知名夏商考古学家孙庆伟教授执笔,展品主要以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为主,辅以全国各地反映夏代历史和夏文化的出土文物。展览还对百年来夏文化探索历程进行全面总结,着重介绍了以顾颉刚、徐旭生、夏鼐、赵芝荃、邹衡、安金槐等为代表的六位著名古史学家、考古学家的生平事迹以及对夏文化研究探索的重要贡献。同时,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两大国家工程做了概述。这样的展览,与馆外的遗址及遗迹展示相呼应,见文物,见人物,见学术,见保护,见河南,见全国,见中国,见世界,在2020年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可谓实至名归。
2.考古遗址博物馆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学科成长的直接反映
从博物馆自身发展历程来看,在考古学产生之前,无论是私人藏家或公共博物馆,都是基于珍稀性来对藏品做价值判断,而在考古学发展、成熟之后,博物馆逐渐将具有考古学意义的普通物品纳入自己的藏品体系。这也是考古遗址博物馆产生的驱动力之一。
19世纪初期,欧洲出现了专门的遗址保护与展示建筑(遗址博物馆的雏形);195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九届大会通过的《关于适用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提出,“在重要的考古遗址上应建立具有教育性质的小型展览或博物馆,以向参观者宣传考古遗存的意义”;其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再次提出对景观和遗址“应考虑建立专门博物馆”。1990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颁布了《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认为向民众展示考古遗产是促进了解现代社会起源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方法,需要政府当局、学术研究人员、公私企业以及一般民众的合作。
在中国,最早具有考古遗址博物馆意味的,是1951年由竺可桢院士倡议、1953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的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陈列室”;1958年在半坡遗址发掘现场开放的“西安半坡博物馆”,被普遍认为是我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最早提出建馆之议的,是在半坡遗址进行考古实习的北大学生们,这就让人产生一个有趣的猜想:他们究竟是从周口店的陈列室中获取了灵感?还是从国外案例中受到的启发?
从某种意义来说,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的真正起步,是1976年9月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展厅的修建。这座1979年国庆节正式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以前所未有的边发掘边展出的方式而大获成功,成为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历程的重要转折点。
随着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深入,配合基建工程的考古发掘量激增,新的考古发现和重要考古成果大量涌现,建立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机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国家对考古工作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不断增多,各地纷纷恢复或成立考古科研机构,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得到极大提升。2005年始,国家将大遗址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最具代表性的综合物证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设专项保护,在推动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同时,也明确要“建成一批特色鲜明、具有较高展示水平的遗址博物馆”。于是,新的建设热潮如期而至。
我们在考古遗址博物馆里还可以看到设计和科技的力量。例如,汉阳陵博物馆的地下展示厅馆内,一道中空镀膜电加热玻璃幕墙和通道,将文物和游客分隔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温湿度环境中,在最大限度科学保护文物遗存的前提下,使游客在充满神秘感的环境中近距离、多角度欣赏大量的文物遗存。在涪陵,观众乘坐100多米长的电梯直达长江水下40米,透过窗口观看有1200多年历史的白鹤梁题刻,这处极其珍稀的人文和水文遗产,是当年修建三峡大坝工程中文物保护中难度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项目,采用中国工程院院士葛修润提出的“无压容器”方案,在白鹤梁上修筑一个罩子,里面注满清洁的长江水,使罩体内外的水压基本保持一致。博物馆建筑如同一个潜水艇,保护了白鹤梁题刻。这座博物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全球首座非潜水可到达的水下遗址博物馆”向全球推广,其设计理念之科学、施工难度之巨大,至今无有匹敌。
翻阅《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人们会看到,这些博物馆大多建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古代都城(城市)发展历程上的重要驿站的遗址之上,反映着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古代中国的“高光时刻”。它们又大多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相伴,以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同时,它们还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重点关注的对象,甚至像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设的本身,就是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细心的读者还会注意到,这些考古遗址博物馆往往同时还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各级风景名胜区和旅游景区和各级历史文化名城(村、镇)等,可谓集多种资源优势和政策利好于一身,总体质量比较高,堪称博物馆中的精锐。
3.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览展示,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
曾几何时,普罗大众对考古学、考古工作、考古成果存在着较多的认知困难:那些支离破碎的考古发现,那些艰涩枯燥的专业说明,都让人看不明白、听不懂、想不通,再加上考古人、博物馆人“讲故事”的训练和能力不够等,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考古遗址博物馆因为展览乏善可陈而门可罗雀。
把考古工作搬进博物馆、使考古工地成为展示手段之一,是考古遗址博物馆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其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功效,远胜其他。例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三个秦兵马俑坑采取边发掘、边开放的展示模式,把考古发掘现场变为文化遗存的展示场。一号兵马俑坑已发掘了三分之一,三号兵马俑坑已全部发掘,二号兵马俑坑则正在发掘中。观众在这里能看到兵马俑的原始风貌,如兵马俑出土的原状、俑坑的形制、结构和俑坑倒塌破坏的情况等。有些迹象,只有在考古发掘现场才能看到,如2000年前修建兵马俑坑时工人留下的脚印、挖土时留下的工具痕迹、向俑坑内运送陶俑、陶马时留下的车辙印痕,还有后来盗掘者挖的盗洞等。
再如,为让观众对遗址和考古发掘本身产生真实的现场体验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特设置一条长约100米、宽5米的弧形步道从遗迹馆中部穿过,使参观者能走进考古现场,与远古遗存零距离接触。其间设置三处高低不同观望平台,以不同视点、多角度近距离来观看遗址。象牙堆积、野猪獠牙及鹿角堆积、古老河道、大型树根遗迹等,各种考古遗迹就在观众眼前,仿佛触手可及。出土文物的大幅照片准确地摆放在其原出土地点,使人们有了更直观的空间感受。一些地方露出了象牙的一角,提示观众地层中仍深埋着大量的象牙和各种器物,为观众带来了无尽的期待与想象。
最近十几年来,考古遗址博物馆化展示的方式渐成体系。许多博物馆从实际出发,分别对遗迹采取布置标识或原址复建、覆土或覆石、原址建大棚或展厅、重要考古遗迹(地层)搬迁等手段来保护展示,大大提高了遗址的可读性和活力度。在博物馆陈列方面,也更加注意传播语言和叙事方式的创新、展陈结构的调整和观览体验的丰富,从而大大提高了展览的观赏性和感染力。由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览展示是布置在田野和室内的,因此就关联到遗址的整体保护,关联到文化景观(自然环境)保护;既与考古调查、发掘、科学研究密切相连,又与遗迹和遗物的保护、修复密切相连。这些以“原物+原址”为核心的展览展示,具有研究型、复合性、形式多样、难度较大的特点,更具有真实性+本土化+大地景观+展陈艺术的非凡魅力。
在其他类型的博物馆里,由于展出的文物脱离其原本的时空背景而成为失去了原生语境的“博物馆物”,需要一个新的语境化阐释或者“博物馆化”的解读,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造成历史信息的扭曲以及文物价值的损失。而考古遗址博物馆布置在“野外”和室内的遗迹、遗物展示,在保持考古发掘现场本体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体现遗迹和遗物的“本土性”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帮助观众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联想成一个整体、沉浸于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之中,更易于唤起观众的本土集体记忆,从热爱家乡的自豪感出发,增强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知和理解。
可以预期,从“十四五”开始,一直到2035年,考古遗址博物馆由于处在学科交融的前沿和文化传播的终端,理应在建设与管理、研究与展陈、推广与传播等诸多方面成为排头兵,走在全国博物馆系统繁荣发展的前列,成为中国考古事业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和价值点。
4.在考古遗址博物馆,可见考古人的求索精神,薪火相传,初心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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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卫生事业单位看什么书]“小故事 大事业”再现中国基层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小故事 大事业”再现中国基层卫生事业发展历程
《小故事 大事业——中国基层卫生发展回眸》图书出版座谈会近日在北京举行。 活动主办方供图
中新网北京9月30日电 (记者 李纯)《小故事大事业——中国基层卫生发展回眸》图书出版座谈会近日在人民卫生出版社举行。本书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司会同健康报社有限公司组织编写,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极度匮乏到逐步健全、医疗卫生人员从少到多、服务能力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座谈会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总编辑杜贤主持。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聂春雷指出,《小故事大事业》的编辑出版为我们加强基层卫生宣传开了一个好头,必须再接再厉,更加深入研究挖掘基层卫生发展的典型案例和做法,不断总结基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经验和规律,进一步推动新时代基层卫生健康工作高质量发展。
中宣部出版局图书处处长王为衡考卫生事业单位看什么书表示,本书出版的意义,不仅在于忠实地记录回望历史,更在于传承发扬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递彰显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让广大读者从中汲取文化养分和精神力量。
人民卫生出版社董事长、党委书记王雪凝在致辞中表示,本书以小故事展现大事业,还原了重要历史场景,梳理了珍贵历史事件,歌颂了先进模范人物,记录了行业发展和机构变迁,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基层卫生事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形成的宝贵经验。
人民卫生出版社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李新华介绍说,本书以109篇小故事、30万字、34幅历史照片,展现了几代基层卫生工作者无私奉献、护佑人民健康的群体形象,将宏大主题讲得贴近群众,讲得深入人心,让我们看清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让我们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凝聚新时代奋进力量。
健康报社总编辑孙伟说,本书总结回顾了基层医疗卫生发展历程,对传承和发展基层卫生经验和做法,化解前进道路上的问题和挑战,弘扬基层卫生工作者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讴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该书近期入选中宣部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和“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好书荐读书单。书中收录故事百余篇,故事的讲述者既有医务人员、卫生管理者、专家学者,也有接受基层卫生服务的患者、档案馆工作人员、企业负责人、杂志社编辑、报社记者等。座谈会现场,多位故事的主人公和见证者讲述了自己所经历的基层卫生事业发展的时代变迁。
谈起米山镇卫生院,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医疗集团院长李军颇为感慨:“60多年过去了,当初小小的保健站现已发展成为现代化的一级甲等卫生院。”
李军回忆说,1955年,全国第一个农村保健医疗机构——米山乡联合保健站在山西省高平市诞生。2017年,山西省首批县乡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改革试点在山西省高平市启动,新一代高平人立破并举,率先在省内组建了以市人民医院为核心,16家乡镇卫生院为基础的紧密型唯一法人高平市医疗集团,在资源整合下沉、信息化建设、服务能力提升、改善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等方面持续进行有益考卫生事业单位看什么书探索。
“20世纪70年代,我中学毕业后到农村插队,因为父母都是医生,我就作为赤脚医生的培养对象被送往县卫校,自此开启了我的赤脚医生生涯,直至恢复高考考取了北京医学院。”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郭岩教授坦言,短短3年的赤脚医生经历却让自己为之骄傲一生。在郭岩看来,中国的初级卫生保健是一张闪光的名片。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松江镇卫生院院长王明泉见证了一所边疆卫生院75年的蜕变:“1946年,医院仅有医务人员5名、病床17张,面积仅260平方米;1974年,医院建设综合住院楼,面积达1200平方米;2020年10月,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协调资金245万元、总投资957万元建设的面积达2998平方米的门诊楼落成,同时配备了一大批先进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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